“是梅毒吗？”我问道。

“不，是艾滋病。”

我不由得愣了一下：“你的意思是说……”

“不，不，我没有艾滋病，当然……也不是说……我想具体了解一下，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

“唾液、血液都能传染。”我说，“不过，最常见的是通过性交……”

“怎么会呢？我不理解……”

“每一毫克的精液中所携带的艾滋病毒超过十万个……很容易造成传染。”

“我操！”小老头的脸色一度变得十分难看，“这么说，假如一个人与艾滋病毒携带者发生了性行为，就意味着他已经被感染了？是不是这样？”

“那倒也未必。”我对他说，“假如是异性间的性行为，被感染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零点八……”

“鸡奸呢？”

“百分之七十五。”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不同的百分比涉及到阴道和肛肠内部不同的构造。阴道内壁通常光滑而坚实，不易破损，而肛肠则较为脆弱……容易发生溃破，因而很可能感染……”

他显然是松了一口气。随后他扳起手指头，一次次换算起了这个可笑的百分比：“百分之零点八，也就是千分之八，这就等于说，一万次性行为，只有八十次……不过，假如戴上了避孕套呢？危险性会不会小一些？”

“当然，危险性小得多，但这并不是说……”

“万一用力过猛，导致了避孕套的破裂……”他打断了我的话，低声说道。

“传染的可能性略微大一些。”

“假如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

“彻底杜绝任何性行为，包括你的妻子，因为从理论上说，谁也不能担保……”

“而这是不可能的，对吗？”他说。我们都笑了起来。

果然，韩冰的预料没有错。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主动提出去附近的香港食府大快朵颐。“到了那儿，我们可以接着谈。”他说，他很庆幸碰到了一个这方面十分懂行的人，作为回报，他待会儿还要告诉我一个秘密。“你听了以后，也许会不高兴，不过——”

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不断分开摇曳的桑枝和牵牛花藤，一直来到了桑林的深处，每一朵牵牛花的背后都藏有一个熟透的桑葚，红红的。刚刚下过一场雨，可桑林中的一些地方还是干燥的。

胖乎乎的花斑蚕扭动着柔软的身躯吸附在桑叶的背面，它所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锯齿状的痕迹，而它吞噬桑叶时发出的习习声清晰可闻。

“就看一眼吗？”她问道。

“就看一眼。”我说。

当时，我们坐在桑林中的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溪边。我看见几条狭长的银鱼，在阳光下闪动着鳞片的波光，正逆水而上。透过桑枝稀疏的空隙，我们能够看见远处连成一片的紫云英花地，生产队的会计手拿着木柄尺，正和几个干部丈量田地。他们远远地抽着烟，说着话。

“要是被人看见了怎么办？”

“这时候不会有人到桑林里来……”

杨迎表情阴郁地看着我，手指不时抚弄着地上的青草。她说她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肚脐眼像一个长熟的石榴一样突然炸裂了，从里面爬出一只只黑色的蜘蛛……它们都有一张与人相同的脸，“我还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

“谁？”

她不安地笑了一下，眼睛始终盯着远处的那些人，白云明亮的背景使他们显得十分遥远。他们仍然在说着话，朝远处张望，毫无目的地指指点点。

“昨天图画课上的那根绊索是不是你绑的？”过了一会儿，她问我。

我笑了起来：“还有刘胜利……我们把裤腰带接上……”

“辫子上的图钉呢？”

“那是德顺干的。”

“书包里的青蛙……”

“是朱国良塞进去的。”

“那么，我算术本上的答案是谁改的？”她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我，还有刘胜利……”我坦白说。

在课间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和刘胜利装病留在了教室里。我们从学习委员的课桌上找出了杨迎的算术本，将她算出的每一个答案都做了改动。第二天，当算术本重新发下来时，她被老师叫到了黑板前。

“你能把二十道算术题全部算错，也称得上是一个天才了……”跛足的算术老师对她挖苦道。

他笑嘻嘻地走到她跟前，一动不动地打量着她（实际上，他是在打量着她的胸脯）。他嘴里突然流出的一线明亮的口涎令人想到，算术老师随时准备将她一口吞下去。

“你知道我要怎么惩罚你吗？”算术老师歪着头问她。

“知道。”杨迎低声说。她将那只一直藏在身后的手献了出来。

“不不不，”算术老师摇了摇头，“我不喜欢打手心……我要把你的鼻子拧下来，把你的耳朵揪下来，把你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拔掉，把你的屁股打得能种菜，把你的……”

他越说越下流。杨迎的哭声惊动了隔壁正在弹风琴的班主任，直到她突然停止弹琴，算术老师的咆哮才有所收敛。

“好像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了。”杨迎的眼珠紧盯着那片苍翠的桑林，桑枝的颤动就像岸边铺展的海浪，它越来越清晰，伴着沙沙的摩擦声，每一次颤动都在酝酿着下一次的涌动，它摇着，水珠滑落，飞溅。我们终于看清了正在朝我走来的那个人。

杨迎手忙脚乱地扣上衬衣的纽扣，可怎么也扣不上。在那一刻，她只是呆呆地凝望着我，除了急促的呼吸之外，她什么也做不成。

金兰寡妇背着一竹篓桑叶，站在溪边，嘴里吃着桑葚，不怀好意地冲着我们笑。桑葚的汁液将她嘴唇染成绛红色。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她的目光既放荡，又甜蜜。

过了一会儿，她朝我挤了挤眼睛，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我看着她的身影绕过池塘和盛开着豆花的田垄，跨过一道闪闪发亮的水渠，慢慢变成了一个暗红色的光斑。

当她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终于追上了她。我不断地拽着她的衣襟，让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母亲。她停了一下，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还是一声不响。

我们在经过裁缝铺的时候，张裁缝冲她嘿嘿笑了两声：“你的开裆裤我已经做好了……”金兰也不答话，只顾低着头往前走。张裁缝又说了另外一些话，逗得会计的老婆哈哈大笑。金兰寡妇走进院里，将门关上，又在上面抵了一根竹杠，这才转过身来对我说：“要是我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杨福昌会把你的腿打断的，他还会把你的小鸡割下来炒了吃掉……”

她将桑叶平铺在竹匾里，让风把它吹干。我又闻到蚕房那股热烘烘的香气。

“杨福昌有手枪吗？”我问道。

“手枪？什么手枪？”金兰似乎也被我吓了一跳。

我说，我们怀疑他有一支手枪藏在他家阁楼上。

“噢，对，他是有一支手枪……”金兰笑了起来。

“你见过吗？”

“当然，还是无声手枪。”金兰说，“有一次我到他家舂米，亲眼看见他在窗下擦枪。枪把上还有一根红色的缨络……”

“他有发报机吗？”

“有哇……”

“密电码呢？”

“有，藏在盛粥的饭盒里。”

“刘胜利说，杨福昌将发报机藏在张裁缝的缝纫机机头里……”

“这倒是一件新鲜事，”金兰寡妇说，“可他干吗要将发报机藏到张裁缝那儿去呢？”

“因为张裁缝是杨福昌的地下交通员。”

金兰寡妇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笑够了之后，又记起了那件事来。

“杨福昌要是知道你们在桑林里的事，就会拎着无声手枪找你算账的。你等着吧，他一枪打你的左眼，一枪打你的右眼，一枪打你的胸膛，还有一枪……”

我再次央求她，让她不要把这事说出去。我抱住她的一条腿，用力摇晃着她。她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味道。

“要我不把这件事传出去，那也好办。”金兰寡妇对我说，“你回去替我偷五块钱来……”

我说我不知道母亲藏钱的地方。

“枕头底下……”

“要是枕头底下没有呢？”

“那就到席子底下去找。”

“席子底下再没有呢？”

“那钱一定藏在她的梳妆盒里……”金兰说，“要是哪儿都找不到，也不要紧，你可以偷二升米来给我，要不黄豆也行。”

我正要走，她又把我拉住了：“假如你真的想看看那些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让你看个够……”

然后

然后她就不见了。就像一个顺流而下的白色漂浮物与花瓣和树叶汇合到了一处。

自行车的车轮由于缺油、生锈发出了有节奏的“咔咔”声。在下一个十字路口，街头亮起的红灯差点使我放弃全部的努力。我并不是非得这么做不可。此刻，天空滚过一道沉闷的雷声，街道上的树木一阵狂舞乱摆，旋转的风使女人的裙子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我闻到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气味，那是树荫的气味，雨点溅起的尘土的气味，橡胶轮胎、汗腺、柏油、家具店的油漆和汽车尾烟的气味……

这阵突如其来的暴雨将路面上的行人赶往商店屋檐和公共汽车站的顶篷下，将道路廓清，使远处大桥旁的修车铺一目了然。我再次看到韩冰。修车人正在替她的自行车打气，而韩冰已经吃完了冰淇淋，顺手将木棒扔到了桥下。

暴雨下了一阵就停了，可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我看见她从挎包里取出一面镜子，用手帕小心地擦去嘴角的冰淇淋奶沫，又擦了擦额头、脸颊和嘴唇。早上，她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化妆，整整两个小时，这自然使我联想到，她今天要去约会的这个人一定不同凡响。假如她不是因为戴不上隐形眼镜而请我帮忙，我就没有机会对她说那番话。我对她说，她戴隐形眼镜不一定好看，深陷的眼窝无所掩饰，反而使脸部缺乏生气。另外，唇膏涂得太厚，而眼线又画得太浅了……韩冰恼羞成怒地推开我，将镜子扔到了墙上：“你他妈的替我操什么心哪？”

我想她的意思是说，她这样精心地化妆，可不是为了我。

现在，阵雨已经使她脸上的粉霜凌乱不堪，她对着镜子擦呀，擦呀……

她过了桥，立即走进了一家银行。但我无法判断是去取钱，还是存钱。她匆匆进去，又匆匆出来，一边将挎包的搭扣按上，一边将腿上的丝袜拉直。

随后，她在一家发廊前停了下来。我想她大概是想去发廊把头发重新做一下，但考虑到约会的时间临近，显得犹豫不决。她还去了一家古玩店，在里面耗费了十分钟。接着，她从照相馆的洗印部取出一叠相片，一张张地翻看。这大概是上个星期，他们去郊外钓鱼时拍摄的，她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

韩冰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是一处品字形的公寓群，一名保安人员将她拦在了门外。她指着一幢青灰色的楼房对他说了些什么，并从挎包里取出工作证，保安还是摇了摇头。

隔着门前的铁栅栏，我看见花圃里雏菊盛开，幽僻的小径在草坪间蜿蜒而去，一簇簇松柏衬托着假山和喷泉，而在更远的地方，一辆白色的巴士停在车库边。戴墨镜的司机手里拿着一只扳头，正从车底下钻出来，用一团布屑揩擦着满手的机油……

我站在马路边的一个邮筒前，看着一双陌生的手将邮件塞入信筒。而韩冰，我的妻子，此刻已在传达室里打完了电话，重新出现在铁栏杆门边。

她不时地看一下手表，焦急地跺着脚。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要等待的那个人迟迟不来，还有一个可能，她突然想起要上厕所……当然，她不会仅仅是因为感觉到要撒尿，而向公寓里的一个朋友求助。

大约又过了两三分钟，当我从食品店买了一包烟回来，韩冰已经离开了那儿，门前一片阒寂。她的那辆黄色自行车停在了门房边的樟树下。

显然是因为心慌意乱，或者过于兴奋，她的那辆车忘了上锁，钥匙圈上的红色尼龙小金鱼在风中栩栩如生……我将自己的那辆车和它停在一起，心脏突突地狂跳起来：我仿佛看见韩冰的脸和一张陌生的面孔交叠在一起，在树篱间闪闪烁烁，在喷水池的彩虹中时隐时现，在蓝白条遮阳布下的窗前渐渐黯淡，终至模糊不清……

保安人员对我的询问显得很不耐烦。这当然不能怪他，因为我既要打听韩冰的去向，又要考虑掩饰一个“盯梢者”的尴尬处境，我的询问实际上很不得要领。

临走前，我和韩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骑走了韩冰的那辆自行车，而将自己的那辆留在了树下。

这时，经过多次酝酿和反复，暴雨终于不可阻挡地倾泻而下。在飒飒的雨声中，我想象着韩冰从公寓里出来，在那辆自行车前满心狐疑、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由得嘿嘿笑了几声。

实际上的情形也就是这样：当晚，韩冰一回来就把我从床上推醒了，她的头发湿漉漉的，不住地往肩上滴着水。

“操他妈——”她脸色阴郁地坐在床边，“早晨我出去的时候，明明记得……”

我装出刚刚睡醒的样子，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真见鬼……”韩冰说，“我是骑着自己的车去公司加班，可下班后却看见你的车停在车棚里……”

“你一定是拿错了车钥匙……”

“不可能，”她呆呆地望着我，“去公司的途中，我还修过一次车，我亲手将一枚铁钉从车胎里拔了出来……”

“这恰好可以说明，人的记忆最终是靠不住的。你误以为……”

这会儿，我真的困了，和韩冰说着话，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里，韩冰又醒过来一次，她像是被梦中的什么事吓着了，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

“咦——我明明记得……”

粉刷一新的……

粉刷一新的道观就矗立在一片山坳中。梨树和竹林只使它露出一段南墙，几层屋顶，而金殿前的一所小学却无所遮拦。身穿工装服的宣传干事正用油漆往墙上写字，他写完了“寨”字的最后一笔，后退几步，将脑袋歪向一侧，孤芳自赏中又有几分遗憾。

在空旷的篮球场的边缘，早已抵达集市的小贩们亮出了他们待价而沽的各种货色：鸟笼、竹篮、佛龛、八角香、铁锅、镰刀、泥哨、铧犁、牛鼻圈……

杨福昌将杨迎领到了一个卖花布和头饰的地摊前，替她买了一方蝴蝶结，几枚发卡。随后，他匆忙之中向杨迎交代了几句，两人就此分了手。

我们立刻调整了分工：由我和刘胜利跟踪杨迎，朱国良带着德顺和另外几个人撵上杨福昌。朱国良说，杨福昌使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

杨迎的那顶草帽在人群中漂浮。她一边朝前走，一边回过头来朝我们张望。刘胜利一声不吭。我们都在为可能错过杨福昌与台湾特务接头的场面而暗自忧伤。

我的眼前浮现出将要出现的一幕：杨福昌鬼鬼祟祟地来到道观北侧的一棵银杏树下，从怀里抽出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透过眼镜上方的空隙，他不安地打量着从树下经过的每一个人……不一会儿，安东尼奥尼身穿马褂，从附近的一个竹林里走了出来，他的手里也拿着一本书。由此可以推断，他似乎已经在暗中窥探多时了。

他们两人都绕着银杏树踱步，但行走的方向恰好相反，这就给他们彼此观察对方带来了便利。他们并没有急于暴露各自的身份，即使他们在树下迎面相遇，也不过是相视一笑，擦肩而过。

最后，杨福昌在树下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安东尼奥尼尾随而至，坐在了长椅的另一端。

“请问阁下拿的是一本什么书？”杨福昌试探性地发出了第一个暗号。

“《月下美人》，你呢？”安东尼奥尼说。

“《怨恨与复仇》，《怨恨与复仇》……”

“你不是本地人吧？”

“老家山东。”

“干什么活儿的？”

“我是卖木梳的。”

“卖木梳的，好哇，那就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来瞧瞧……”

当我们绕过小猪市场的栅栏，来到一条狭窄的巷口，杨迎的身影已经从我们眼前消失了。巷子里空寂无人。在它的尽头，一棵高大的合欢树在阳光下静立，树冠的斑驳浓荫投射在公社大院的白墙上。

“我看见她走进了这条小巷。”刘胜利对我说，“不过，她去公社大院干什么？”

我们来到了那棵合欢树下。看门人伏在传达室里酣睡。大门敞开着。一个裹着头巾的农妇正在院子里打麦。

我们问她有没有看见一个戴草帽的女孩到这儿来过。

“没看见。”农妇说。她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依旧挥动着连枷打麦，麦粒在场地上跳跃着，溅到我们的脸上。

“你们干吗要找她？”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们。她这样一问，又像是看到过她似的。

“是这样，”刘胜利习惯性地亮开了腰间的驳壳枪，“我们怀疑杨福昌来集市与台湾特务接头……”

“谁是杨福昌？”

“戴草帽的那个女孩的爷爷。”刘胜利说，“他让杨迎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过我们没有上当……”

农妇从头上拽下头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珠，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怎么知道人家来集市与特务接头？”

“我们获得了可靠情报。”刘胜利说，“你难道没有听说吗？有两个台湾特务化装成老太婆，潜入了我们公社——”

“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炸毁水电站，他们还要暗杀……”

“杀谁？”

“公社书记。”刘胜利想了想，这样答道。

农妇哈哈大笑，她不由得弯下腰捂住了肚子，可依旧笑个不停。她说，公社书记就是她的丈夫：“我还巴不得这个不要脸的被人一枪崩了呢。”

“不得胡说。”刘胜利朝农妇喝道，“你胆敢冒充公社书记的老婆……”

“不是冒充，”农妇说，“你们想想看，假如我不是他老婆，我能把自留地的麦子拿到公社大院里来晒吗？”

我们的说话声惊动了院里的什么人。大院左侧那排红房子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严助理从里面走出来。

他阴沉着脸走到我们眼前：“谁让你们到公社来胡闹？你们是哪个村的？”

“新塍的。”刘胜利答道。

“我在新塍蹲点两个多月，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可我们见过你！”刘胜利毫不畏惧，“你竟然在杨福昌家喝得烂醉，深更半夜还去学校找我们班主任……”

严助理不安地朝那位农妇瞥了一眼，他这一瞥似乎立即就证明了农妇的身份。这个大院里没一个好东西，她自语道。

“你们快给我滚出去，滚！”严助理气急败坏地叫道，“否则让民兵把你们抓起来关禁闭。”

我们仓皇逃出了公社大院，但我们并未就此离开。

“我明明看见她走进了这条巷子……”刘胜利说，“很可能，严助理也被杨福昌收买了。”

我们蹲在小猪市场的栅栏后面，透过一人高的草丛，远远地注视着公社大院的一举一动。

“说不定，严助理这会儿正和杨迎在屋里搞腐化呢。对，一定是这样。”

“什么是搞腐化？”我问道。

“就是日×……”刘胜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猪栏里臭烘烘的，几只蜻蜓在草丛中乱飞。我们饥肠辘辘地守伏在猪栏边。只有当刘胜利对公社大院里正在发生的恶劣行径进行种种猜测时，我们才能感觉到时间的逝去。

严助理把杨迎的裤子脱掉了。

严助理把她抱到床上。

现在，他自己也脱掉了衣服。

现在，他们钻到被窝里。赤条条，一丝不挂，他妈的。

现在，打麦的女人到窗下偷听……

每隔二三分钟，刘胜利就报告一次小屋里的进程，就像他的目光能穿透厚厚的墙壁，亲眼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

这时，我们看见朱国良和德顺戴着柳条帽神气活现地来到了巷子口，他们正在四处找我们。我叫了他们一声。

“杨福昌与特务接上头了吗？”刘胜利与他们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没有，”德顺说，“这个老东西先是去了一家药店，随后他就去烟铺买旱烟丝。这会儿他正在澡堂里泡澡呢……”

“你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朱国良问道。

刘胜利把刚才的事向他复述了一遍。“我亲眼看见她走进了公社大院。我们进去搜查，让严助理轰了出来，说不定他们正在床上……”

“你们打算怎么办？”德顺问道。

“我们准备守在这儿，等她出来。”

“不行。”德顺说，“我们现在就冲进去。”

朱国良此刻正在抬头朝远处张望，好像是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人，随后他笑了起来：“你们看，那是什么？”

顺着朱国良手指的方向，我们看见在离猪栏不远的一个饭铺前，杨迎正趴在桌上吃面条。她满嘴都是辣椒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那顶草帽就搁在桌旁的一堆柴火上。

午后

午后，那些肥胖、臃肿而衰老的妇女又一次出现在地铁车站旁的小树林里。她们腰系绸带，手执彩扇，在树林里围成一圈，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褪了色的黯淡的花环。她们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僵直而呆滞，只等鼓槌的敲击声点燃她们残存的活力。

在病中，在午睡前，纷乱的记忆一度使我迷失，而老人的秧歌舞，没有名目的例行庆典、灰烬的狂欢则构成了窗外日复一日的基本景观。

不过，喧闹的鼓声尚未响起，地铁车站旁的一座秋千架还是空空荡荡，锃亮的儿童滑板或许被阳光晒得发烫……而在四月的新塍小镇，倘若我们沿着棕红色的河床逆流而上，穿过一座石桥和山间架起的灌溉渠，便能最终抵达发电厂的大坝。

大坝的堤岸分列两边，宛若一个女人叉开的双腿，而闸门上生锈的铆钉俨然是一只只排列整齐的乳房……大坝的底部爬满了绿色或黄色的苔藓，水草像是经过梳理，朝着同一个方向倒伏。几条被晾干的泥鳅和小鱼发出臭烘烘的气息，但它并不能遮盖四处蔓延的晚春的芬芳。我们并排从大坝的顶端滑下，河床下蓝幽幽的河水朝我们迎面扑来，一阵轻微的晕眩和迷乱掠过我们的背脊……我握住杨迎汗涔涔的手，低声对她说：别怕，别怕……可她依旧抓住闸门上的铆钉，久久不肯松开。我们一次次从大坝上滑下，阳光像无数跃动的麦芒，旋转着，使我们睁不开眼睛。很快，我们听到了河水在我们身下碎裂的声音，感到了河水的温热与清凉……

河岸上蓝色的豆花在风中颤动，一行行垂柳摇落片片飞絮，向远处播撒，漂浮在河面上，随波荡漾，依附着卵石和树木裸露的红色根须。

韩冰说，她不喜欢南方的春天。它总是病恹恹的，困倦而阴郁。霏霏细雨在城市上空盘桓不去，仿佛在酝酿着一个阴险的企图。那里，我们坐在沾满露水的草坪上，憧憬着婚后黄金般的岁月。教学楼的灯光照亮了白色的围栏，照亮了花圃和一台红色的割草机。我们能够辨别出长在地上的青草和被割下的草叶散发出来的不同的气味。韩冰说，两种不同的气味自然使她联想到了棉纱和染了色的花布，或者，两个不同年龄的女人：少女生机勃勃，含苞待放，而妇人则香销玉殒，只留下一缕腐朽的气息……

而钢琴与风琴的声音似乎也可以给人以类似的联想。在那个炎热夏天，我们躲在办公室的后窗下，看着年轻的班主任在练琴，看着那群麻雀在校舍前的晒场上啄食，在屋檐下啁啾，落下又飞起……杨迎的死去使暑假变长了。我们整日在河边游荡，浑浑噩噩，不知所之。梳着齐耳短发的班主任一面翻动着琴谱，一面端起水杯喝水，她的喉咙里咕咕直叫，汗水使她的衬衫透出肉红色的背脊，使军裤的颜色加深……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听不到琴声，只有踏板发出的嘎嘎声在寂静的午后持续。当我们垂头丧气地离开那儿，在空旷无人的河边逡巡不去，才能偶尔听到遥远的、时隐时现的琴声……在另一个时刻，班主任躺在窗下午睡，一只蚂蚁在她的脚背上爬来爬去，最后一头钻进裤缝。而她只不过稍稍在腿上捏挠了几下，侧过身，又沉沉睡去……

在我记忆的暗房里，很多底片尚未曝光；而充满泥泞的回忆之途荆棘丛生，时断时续，也没有统一的、显而易见的标识。通常，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无法看清的事物，回忆也无法让你看得更清。韩冰每个星期天都要外出。我只能通过电话中的片言只字和一束束鲜花上附着的名片，来推断她的行踪。

我所期待的那个水落石出的日子也是一个午后。韩冰突然回到了家中，宣布了我们婚姻的终结。她带回了一个台湾人。假如手续顺利，三个月后，她将在基隆定居。那个台湾人，双手插在裤兜里，用讥讽的目光打量着我，仿佛在对我说：我并不喜欢躲在暗处，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会出现的……我对他说，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颇为诧异地冲我笑了笑，挽起韩冰的胳膊，离开了。

那时，我们站在河岸边，透过层层叠叠的树林，我看见五峰山巅的白云一动不动。山下蜿蜒曲折的煤屑公路通往江边，两个捡破烂的老太婆在茶场边石桥上向人问路……

我们看到了杨家大院被焚毁前的最后一个瞬间：南风吹皱了河水，吹起了圈圈涟漪。我们看见法医们聚集在河边的楝树下争执不休：怀孕的迹象一望便知，而自杀的结论却并不能就此作出……

我看见了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由于火势过猛，杨福昌反锁了大门，救援人员只是象征性地浇了几桶水，便在河边抱臂观望。一群孩子站在德顺家的屋顶上，看着树林上方腾起的浓烟和被染红的天空，兴奋得手舞足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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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烧。

烧掉猪圈，

烧掉仓库，

烧掉裁缝铺，

烧掉金兰寡妇的房子，

烧掉她的……

</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