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又回来了
阳光又回来了。它一度离开了窗外的树冠、草坪和地铁站白色的栅栏，离开了街道、广告牌，橱窗和云朵，使城市的一隅陡然间变得一片幽暗。现在，它又回来了。
病房内的一切又被重新照亮，就像一面镜子被人擦拭得一尘不染。两名护士闲坐在窗边折叠椅上，由她们监护的垂危病人已安然入睡，吊针的透明液体在玻璃管内无声无息地滴落。她们伸出了各自的双手，裸露在阳光下，手背向上。手指修长而柔软，骨节毕现。二十只手指中，有一只缠上了橡皮膏，十只涂上了蓝色的指甲油，两枚戒指。由于光线的作用，我不能根据戒指的部位来判断她们是否已结婚。她们观察了一下各自的手背之后，又将手翻过，查验每一个指头的圈纹。指甲油看不见了，可戒指依旧在闪闪发光。病人突然发出的一阵痰音和喘息，迫使她们重戴上红色的胶皮手套，令人联想到海星、乌贼或其他海洋软体动物，多么鲜艳而热烈，多么遥远，多么岑寂……
一天中总有许多个这样的时刻：我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疾病，它所带来的抑郁、焦灼和恐惧，忘掉了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岁月，它的喧嚣和嘈杂。有时，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新人，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降生在似曾相识的五月，天地依旧清新，生活尚未开始。
在我的记忆中，十年前的一次触摸犹如发生在今天，正如一场年代久远的暴雨，打湿了现在的衣服。因此，我忽然想到：此刻，窗外的缤纷阳光也照亮了少年时代的新塍小镇，照亮了河床、树木、拱桥、船只和那些湿漉漉的白色花朵。
南风吹来，花放千树，而栀子花却含苞未开，一个姑娘在桥边的花摊旁踟躇不前。她用一枚银色的别针将它与手绢别在一起，佩戴在胸前，走进了教室。整整一个上午，她都在玩赏这种有毒的花蕾。有时，她将花蕾夹入书籍或描红本，馥郁的香味融合了纸张的油墨的气息，使一堂算术课变得寂寞漫长；有时，她将花瓣一一掰开，让它变成一朵睡莲的形状。她是那么喜欢这种白色的花蕾，即使它芳香已逝，花茎枯萎，花瓣的四周出现了褐色的斑纹，她仍然用铅笔轻轻地拨弄它。跛足的算术老师悄悄地来到了她的身后。他想看看，一只蚂蚁为何不能从花蕊中爬出。因为它迷了路，她回答说。算术老师冷笑了一声，将那朵花蕾连同铅笔盒和蚂蚁扔到了对面的墙上。我看见五颜六色的蜡笔在空中飞舞，而她当时所发出的哭泣声二十多年后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
我只有通过想象中栀子花的形象，才能回忆起杨迎当初的容貌，回忆起教室的黑板——由于泛潮，粉笔的字迹模糊不清；反过来说，假如她那虚幻的笑容伴随着一阵清风，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能同时嗅闻到栀子花芬芳四溢的香气。
四月份，在新塍小镇，天空一直雨水不断。那座两层楼的英式建筑在雨中更加显得残破不堪。急落的雨点在露出椽梁的屋顶上方斜斜地划出破折号似的线纹，屋檐的泄水把墙根的一簇天竺压弯了。雨水的冲刷使墙上的凹槽清晰可见，柔弱无力的水啃噬着坚硬的青色的砖块，使它变得坑坑洼洼，而山墙上茑萝和其他藤蔓植物正在疯长。我猜测，当这座洋房的建筑图纸刚刚被摹画出来，屋顶的门齿状洋瓦油漆未干；当墙身尚未用铁杆加固，墙皮尚未脱落，白垩和苔藓还没有爬满天井四周的石板，它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如今，在雨水的反复稀释下，它已显得衰朽倾颓，摇摇欲坠。只有当大风刮落满地的槐花，覆盖于漆黑的屋顶和二楼露台的顶篷，才会给它点缀一些暧昧的生气。
我的妻子韩冰对鲜花富有想象力。海棠无香而妖冶，令人魅惑迷失；兰花的花期过于短促，而夹竹桃的季节又太长了，两者都暗含着对女人命运的嘲讽；梅花孤傲，不可一世，而牡丹则过于招摇……她喜欢玫瑰，每天下班回来都抱着一束，时常有一些陌生的男人给她送花。玫瑰。红色的。
假如我出于好奇，向她打听，那些花都是谁送的，她就一脸不高兴。假如我继续追问，缠着她，她就会恼羞成怒，将那些鲜艳欲滴的玫瑰扔在我的脸上，将花瓶砸向窗户。时常有些陌生的声音将电话打到家里来，当然，他们那么急于打听她的去向，并非仅仅为了给她送花。韩冰每个星期天都要外出，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做了什么事……怎么样才能向她说明：作为一名合法丈夫，我关注她每周一次的外出，并不是出于妒忌和猜疑，而纯粹是出于好奇，或者，为了摆脱自己无所依傍的不真实感。
显而易见，谈话只能从玫瑰开始。这些插在花瓶里的花束是通往她生活中未明部分的唯一标识。有时，她会故意岔开话题，聊起另外一些种类的花朵，比如栀子花。
我不喜欢它的浓香。它有毒。俗艳。不值一提。不过她转而又说，这种轻佻的花朵假如开放在四月的霏霏淫雨中，开放在南方小镇的深巷枝头，情况就大为不同。因为，日复一日的濛濛细雨、返青的垂柳、流水和粉墙黛瓦与它的暗香相得益彰，仿佛使人看见了那些久已被人遗忘或并不存在的事物；唤起人们内心对虚度光阴的缅怀和挽留，激起我们心底未名的愁绪和渴望……
在病中，我所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浸透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中。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菁华已尽，弱不禁风。杜冷丁的剂量已赶不上细胞裂变的速度。光线太亮，我的皮肤就会隐隐灼痛；阳光一旦消失，又给寒冷让出了地盘；而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几乎每次都使我出一身冷汗。
另一方面：
河床下的泥土
河床下的泥土被太阳晒得发烫，而树丛中却是凉阴阴的。斑斑驳驳的树影越过棕红色的沙土，依附在浅浅的水面上。河滩上到处都是蚌壳行走时留下的痕迹。朱国良说，当河蚌张开硬壳，呈露出嫩红色的软肉，令人联想到……
这时，我们远远地看见了金兰寡妇，她的围裙让肥皂沫弄得湿漉漉的，她正从杨福昌的家里出来。而她身后的那扇门随即就关上了，两只黝亮的铜环剧烈振动了几下，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
金兰寡妇一边往前走，一边撩开围裙抓挠着下腹。她绕过一排竹篱，来到了裁缝铺的门口。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挠痒，刘胜利说。就好像被太阳晒死的河蚌里长满了白蛆。我们又闻到了那股奇异的腥味。
张裁缝脖子上搭着一根量衣尺，从缝纫机前站了起来，他向金兰说了句什么，她就笑得浑身颤抖。在门槛的内侧，金兰将一叠红色的花布抖落开，看了又看。
刚才，金兰寡妇到杨福昌家去干什么？杨家的大门干吗在白天也要关上？德顺说。我们都没有搭理他，因为张裁缝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兰身边，开始给她量袖口。
金兰寡妇的胸脯鼓鼓囊囊的，仿佛随时都会将衬衣的纽扣绷飞。裁缝手中的量衣尺一会儿停留在她的手臂上，一会滑向她的脖颈、她的两肋、腋下、臀部、胸乳、腰眼、腿弯……他的手指像女人一样白皙、柔软。在牵牛花的香气中，我们似乎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布匹的染料的味道。
我们再次把视线投向杨家大院：大门紧锁，窗户上糊着白纸。二楼的露台被树荫遮住了，一张旧藤椅局促地占据住了露台的一角，旁边有一摞破旧的皮箱，表皮裂开，翻卷，露出了白色的革里。楼下门楣的两侧，一左一右分布着两只燕巢。晾衣绳上空空荡荡。假如不把屋檐下几只麻雀的啁啾考虑在内，寂静是乏味沉滞的、单一的、持续的，就像炎热的七月一样漫无尽头。
这时，刚才在裁缝铺说笑的两个人已不知去向。那架老式缝纫机上搭下的布匹一直垂挂到地上。一只公鸡跃上了木桌，将空空的瓷碗啄得叮当乱响。
裁缝和金兰说不定已经在黑屋的床上搞起了腐化。刘胜利说。我刚才分明看见裁缝……他没有说完，德顺就把他打断了：你们听，什么声音……竹床在吱吱作响。我们凝神屏息，侧耳谛听，不过，除了风过树篱的声音和我们狂热的心跳，几乎什么也听不到。
我们从河床下回到岸上。午后的阳光使我们恹恹欲睡。在河道边一棵楝树下，生产队长躺在凉席上呼呼大睡。他的老婆穿着花短裤，正在用力将木盆里的帐子拧干。在更远一点的棉花地里，棉铃已经炸裂，两个赤脚的电工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抽水机的电路。
我们用力扑打着门环，它所发出的声音听上去也是空洞而沉闷的，似乎和这幢旧楼一样颓朽，神秘，令人不安。我们敲了半天，杨迎才把门打开。光线突然涌入，使她不断地揉搓着眼睛。
“杨福昌呢？他在哪儿？”朱国良一进屋，就开始四处窥望。
“他出去了。”杨迎说。
“去哪儿啦？”刘胜利撩开衣襟，一只脚踏在木凳上，亮出了腰间别着的一把盒子枪。
杨迎说，她的祖父一清晨就出去了，他没说要去哪儿，也许是到下庄走亲戚。
“走亲戚？我看他八成是进城与尼克松接头了吧？”朱国良喝道。
“尼克松到中国来了你知不知道？他要炸毁我们的发电厂、水库的大坝，要暗杀……”德顺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
这时，刘胜利上前几步，一把揪住了杨迎的衣领，将她的手臂扭转到后背上，这样一来，他们两个人的脸就已挨得很近了。
“说，杨福昌的无声手枪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杨迎摇了摇头。
“无线电发报机呢？”
这一次，杨迎站着没动，因为她已知道若要摇头而又不碰到刘胜利的麻子脸，几乎是不可能的。
彩色玻璃的反光投射在她苍白的脸上，红彤彤的，就像一面映入落日的窗户。她的袖管卷得很高，光裸的手臂上沾满了肥皂沫。我们进来之前，她也许正在洗衣服，屋内的光线十分黯淡，在一把竹椅的边上，搁着一只装满衣物的脸盆。
门外，炽烈的阳光已经离开了河床下密密的卵石，几只鸭子在河面上自在地游来游去。
“那你大白天干吗要关上门？”朱国良在二楼转了一圈，此刻正从楼梯上下来，他每走一步，楼梯都要发出一声怪叫。
“我在洗衣服。”杨迎说。
“没听说洗衣服还要关上门，你他娘的又不是洗澡。”朱国良掰开刘胜利的手，放开她，“那么，刚才金兰寡妇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还想问下去，却不料德顺突然间发出一声尖叫，让我们都吓了一跳。
“血，血，发现血迹……”
德顺的手里拎着一条湿淋淋的床单，上面淤积的血迹尚未来得及洗去，脸盆底部的水也是红色的。从我所站立的那个位置看上去，床单的血斑就像一只翩翩飞动的蝴蝶。
“这是什么，哪来的血迹？”德顺将床单递到杨迎的眼前。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杨福昌一定杀了人，而尸体说不定就藏在楼上的床底下。
刘胜利说，杨福昌今天突然神秘地失踪，说明尸体已经被他转送出去——尸体被切割成块，装入麻袋投入江中。我们应当立即向民兵营长汇报。
我们听见了杨迎的哭声。她说她肯定活不长了：血迹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我早晨醒来就看见它在流血。我肚子里的什么地方破了……她双手捂着脸哭得肩胛耸动，最后连鼻涕都流了出来。
“你少给我们来这一套。快说，血是从哪儿来的？”德顺说。
朱国良朝他使了个眼色，随后悄悄地对我说：“看她哭得那么伤心，不像是在骗我们，不过这血……”
他一声不吭地走到杨迎的跟前，低声问她：“你昨天晚上吃鱼了吗？”
杨迎点点头。
“这就难怪了。”朱国良蛮有把握地笑了起来，“一定是鱼刺把你的肠子扎破了。你赶紧去找赤脚医生看看吧。”
似曾相识的……
似曾相识的五月，同样的残春将尽。我从床上醒来，韩冰已经下楼去了。现在，天才刚刚亮，窗帘在风中翕动，泛出路灯的杏黄。有一些细细的雨点打在毛玻璃上。床头柜上的那面镜子显然已挪动了位置。镜子边散落着几枚辅币，一把牛角梳缠绕着一缕乌黑的发丝，蓬松着，在风中拂动。
那束玫瑰花插在白色的长颈瓶中，搁在窗台上，朝向街道一侧的花蕾显得豁亮而清晰，更多的花朵依然沉睡在阴影中。
我想，也许就是韩冰下楼的脚步声将我惊醒了。它是那么的急促，杂乱，预示出一场约会或郊游已过了出发的时间。接着，我听见了楼下公共防盗门的响动。钥匙插入锁孔，那声音冷冰冰的，伴随着一阵悠长尖叫，令人联想起……
而床上缎被的一角已经耷拉在地板上，她刚刚换下的一身内衣裤、一双袜子、一条腰带乱七八糟地扔在墙边的沙发上。屋里弥漫着一股香水气息，按动香水的活阀而发出的“刺刺”声似乎尚未完全消失。
假如此刻我拉开窗帘，从七楼探身向外，就能看见韩冰站在路边的灰蒙蒙身影一辆白色的小型面包车停在站牌下，车灯亮着，司机嚼着口香糖，一只胳膊搭在窗外，他正和韩冰说话。
而副驾驶则仰面躺下，钻入车底，大概是在检查漏油的油箱，扳头“橐橐”地敲击着底盘的螺丝，那声音就像是从附近的一个轴承厂传来的，在寂静的街头发出回响。
车窗的玻璃拉开，露出一张张陌生而面目不清的脸。韩冰没有立即上车，也许还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现在，街道两边空空荡荡。梧桐树的浓荫和斜斜的细雨给路灯镶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平板车一辆接着一辆，从菜场的铁栅栏门里缓缓出来，赶往郊区的菜园和花圃。马路对面的一条长的弄堂里，一个穿格子呢西服的中年人正朝韩冰挥手致意，他手中拿着一根两米长的棍状物，裹着塑料皮套，像是钓鱼用具，又像是高尔夫球杆。
而在另一个方向，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从厕所里出来，肩上扛着相同的用具。这三个人只是略略朝韩冰点点头，就先后上了车。看来，他们都不是韩冰所要等待的那个人。她背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首饰包，显得局促不安，不时地抬腕看表。
直到司机按响了喇叭，姗姗来迟的瘦高个儿才开始了狂奔。他戴着一副墨镜。当他气喘吁吁地跃上路基，尚未在站牌下站稳，韩冰就当胸捶了他一拳，好像在抱怨他来得太迟。而瘦高个儿则随手摸了摸她的头发，以示歉意。有一点，我看得十分真切——她在上车前，似乎有了什么预感似的，扭过身来朝我这边的窗户张望，仿佛担心我正在暗中窥探。戴墨镜的人在她的腰部推了一把，他们一起上了车，自动门随后就关上了。
在发动机声中，那辆面包车徐徐驶离了站牌。一阵尾烟过后，路面上留下了一摊浓黑的油斑。
我回到床上，再一次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在若即若离的睡意中，我的意识仍停留在黎明的林荫道上。似乎还能闻到驶离汽车所留下的汽油味。
我知道，即使把刚才出现的一幕反复咀嚼，你也不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因为你能够看到的毕竟有限。
实际上，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并不理想。你所观察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杂乱的，晦暗不明的，有点类似于照相用的暗房。假如，有一束光偶尔照亮了暗房的一角，你也只能看到某个局部——在光线下被呈露出来的那个部分。
假如韩冰不是时常都带回那些令人不安的花卉，如果不是某个深夜的电话铃中传来的陌生男人的声音，如果韩冰不是在电话中被对方的俏皮话逗得前仰后合，一遍遍地请求对方：星期天，星期天怎么样？你不能太心急……我也许连这点亮光也看不到。当然，盘问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使线索越理越乱，因为语言帮不上你什么忙。
我在想，他们若是到郊外钓鱼，用不了两小时，他们所乘坐的汽车就会出现在乡间的湖畔公路上。我看见这些人从车上下来，打着哈欠，穿过一排一排的小树林，在湖畔的草地上安营扎寨。
长长的钓竿弯成一个柔和的弧度，卧伏在水面上。我看见韩冰正在向湖面打鱼食。锯末谷糠或麦皮在水面上散开，激起一轮轮涟漪。由于用力过猛，她的一只脚深陷在污泥里，怎么都拔不出来。
钓鱼的过程，一般来说并不复杂，鱼食的芳香触动了鱼群的嗅觉，它们聚拢过来，热热闹闹地你推我挤。水面上出现了一圈圈的鱼讯。快感开始在你的皮肤下、发根处酝酿，并汇集于小腹……鱼群在诱饵边逡巡，它们并不急于吞下蚯蚓，而是轻轻地触碰它，观察它的反应。这时，漂浮在水面的鱼浮开始微微颤动。你预感到喜悦正在来临因而方寸大乱。你凝神屏息，调整好肢体的位置。深呼吸，准备迎接……鱼儿现在进一步试探，仍然保持着耐心。不过，鱼浮晃动得更厉害了。
在通常的情况下，鱼类即使意识到了可能会有的危险，仍然会孤注一掷。当它不计后果，扑向粉红色的猎物，它的脑子里闪过的最后的一个念头是：管他的呢……
鱼浮突然迅速下沉，事情急转直下，一切都无法阻挡，你的心怦怦乱跳，像鱼浮一样，出现了短暂的迷失，巨大的神秘电流顷刻间就击中了你的要害。你开始出汗，尖叫，脸色潮红：啊，我钓到了，我看见了它，我感到了它，它就在那儿……
不过，在整个过程中，鱼儿从钓竿上脱落的时刻并不少见，通常是因为当事人过于急躁和用力，它会一度掉落，就像一头牛犊在明亮、腻滑的沼泽中跌了一跤……
两个特务
两个特务，从台湾来，一个名叫尼克松，另一个叫做安东尼奥尼。他们化装成两个老太婆的模样，戴着破旧的草帽，沿着五峰山下的煤屑公路走走停停。阳光炽烈，树影摇曳，白云在高高的山峦上空层层堆积，他们豁亮的身影在茶园和乱石堆中闪闪烁烁，考虑到他们所受过的谍报、侦察训练，要想躲过持枪岗哨的视线并不困难。他们利用凹凸不平的岩石和松树做掩护，不一会儿就登上了山顶，从那儿往山下看，五峰山的那处军事基地就一览无遗了：一座静伏在山坳中的修船厂，东海舰队的两艘炮艇正在进港，大炮闪闪发亮，船桅上的旗帜在风中扑扑直响……
距离修船厂不到五百米的另一处山坳里，发电厂的烟囱上方翻腾着滚滚浓烟，烟雾和白云相连，在江面的芦苇丛中投下晦暗的阴影。发电厂紧挨着一个山间水库，由于长年不放水，大坝底部的泄水口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苔藓和水草。
安东尼奥尼拿着一架照相机正在拍照，而尼克松已经开始选择定时炸弹的安放地，并检查炸弹的线路……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即使是群萤乱飞的夜晚，我们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以上情景。传说在枯燥乏味的蝉声中蔓延，在换糖人走村串巷的笛声中流布，弄得人心惶惶，仿佛随时都会传来山崩地裂的爆炸声。
我们夜复一夜地守伏在河边的棉花地里，藏在河床下的树林中，村头的草垛旁，注视着杨福星和他孙女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瞌睡和神思恍惚只会带走一个结果：两名台湾特务在我们眼皮底下钻入杨家大院……修船厂和发电站在一阵青烟中化为乌有。
门前的一对缺损的石狮子浸沐在蓝莹莹的月光中，二楼百叶窗下的露台、露台的围栏和顶棚也被月色照亮了。一般来说，杨福昌每晚九点会准时从阳台门里出来，在露台上打太极拳。这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上校似乎对我们的埋伏和监控习以为常，每当他打完太极拳，总要向树林或棉花地的方向挥挥手，仿佛在对我们说：我的太极拳已经练完了，你们可以回家睡觉去了……
据朱国良的表叔说，安东尼奥尼只身潜入中国腹地，并不是为了炸毁什么发电厂，而是偷偷地拍摄一部叫做《中国》的电影。那位表叔介绍说，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小老头骑在自行车上打太极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个打太极拳的老头就是杨福昌。问题在于，他是如何与安东尼奥尼取得联系的。
今天晚上，杨福昌没有出现在露台上。几只萤火虫绕着晾衣绳兀自飞动，二楼的窗户里黑黝黝的，而楼下的厅堂里却灯火通明，天井里泄出的灯光照亮了枣树的树梢。我们只要屏住呼吸，就能听到楼下低低的说话声，还夹着一两声爽朗的大笑。
过了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条缝，我们看见杨迎手里拎着一只竹篮从里面出来。她转身掩上大门，走到了河边，在淡淡的酒香中，我们又闻到她身上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她的身影一度融入了树林的黑暗，不一会儿，她绕过晒场的麦垛，出现在小保的店铺门前。
她在窗户上敲了三下，屋里的灯亮了。窗口露出小保的秃脑门和肥胖的胳膊，杨迎将篮内的空酒瓶递给他，开始在口袋里找钱。我们远远地听见小保在说：快点，快点，别把蚊子放进来。这么晚了还买酒？家里来人啦？杨迎从他手中接过酒，没有吱声。小保关上了窗户。灯熄了，黑暗又回来了。
你们听见了吗？朱国良用胳膊碰了碰我，什么声音？
刘胜利也觉察到了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带着另外一伙人朝我们聚拢过来。在潮湿的夜幕下，我们很快就听到一阵嘀嘀嗒嗒的声响。这种奇怪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好一阵了，我开始还以为是蟋蟀在叫。刘胜利说。嘀嗒声时断时续，清脆而真切，与草丛中蟋蟀和鼻涕虫的鸣叫很容易区分……
一定是屋里的什么人在向潜伏的台湾特务发报。朱国良说。我们侧耳谛听，杨家大院的说话声此刻已经听不到了。南风掠过水面，呼呼地吹过树林和屋顶，在远处的山谷中发出低低的呜鸣。
可我怎么觉得嘀嗒声不是从杨家大院传出的，而是来自隔壁的裁缝铺……刘胜利说，莫非……
朱国良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小声地提醒我们：他早就开始怀疑裁缝铺了。张裁缝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乡人，一直没有结婚，脖子上成天围着一条量衣尺，和金兰寡妇一样，有事没事总爱到杨家串门。
这个裁缝说不定就是杨福昌的联络员，而裁缝铺就是特务接头的秘密交通站。朱国良分析说。
一点没错。刘胜利插话道。发报机就藏在缝纫机里，白天，他利用裁缝的身份做掩护，从前来裁衣的各色人等口中探听、收集情报，到了晚上，他就拆开缝纫机，取出发报机，向台湾发报……
刘胜利正打算带两个人去裁缝铺看个究竟，朱国良一把抓住了他。因为，我们看见德顺手里捏着一个烂泥哨子，从裁缝铺旁边的一条弄堂里走了出来，他正在四处找我们。
当我们确信嘀嘀嗒嗒的声音是德顺的泥哨子发出的，不禁沮丧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个夜晚的守伏也并非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十点钟，杨家大院的门终于打开了。杨福昌领着一位陌生人从天井里出来。这个人瘦高个儿，戴着一副眼镜。我们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杨迎递给他一只手电筒，杨福昌与他握手道别，并一直将他送到河边的桥头。
他喝得太多了，手电的光亮胡乱地晃荡着，照亮了桥栏、深巷两侧的墙壁、棉花地和嗡嗡作响的高压电线网……最后，当他绕过一排红砖墙，走进了学校的操场，我们的暗中盯梢才被迫中止。
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们的班主任，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正在门边的一只白瓷盆里洗脚。光裸的脚趾搭在盆沿，令人想到风琴的琴键。当她看见那个陌生的男人朝她走近，脸一下变红了……
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教师
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教师随着一阵铃声走进教室。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草绿色的军裤。带有皱褶的、肥大的裤子使她的臀部更加突出，而衬衣里的一条奶黄色胸罩则使午后的酷热灼人眼目。她在领我们读课文：妈妈拉着我的手，往泥塑收租院里走……而我们正在小声议论着她胸罩的饰边和花纹。胸罩的吊带在圆润的肩胛上似乎随时都会脱落。而衬衣的领口又开得过低，无论是衬衣，还是乳罩，它们与白皙致密的肌肤间都留有缝隙。假如一只蚂蚁……
这些画面事隔多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烁不已，在记忆的深处沉渣泛起，仿佛保留在一张旧照片里的情景。而在另一张照片里，我们正在水库里泅渡……
女教师的身上湿漉漉的，她面带笑意，斑驳的树影使她的脸显得怅然若失。她的一只手搭在刘胜利的肩上，后者受宠若惊的激动神色依稀可辨。在他们身后，碧波荡漾的水库伸向遥远的天边，山峦的斜坡由于雨水冲刷，裸露出棕红色的山石。
朱国良正在一棵杨树下脱裤子，他的一只脚尚未从裤管里拔出来。他的目光和女教师一样，投往同一个方向：杨迎刚从水里上来。她穿着一条红色的短裤，白色的背心，乳房娇小而微耸，隐隐透出乳晕的阴影。她的头发被风吹向一边。由于踮起右脚，让水从耳朵里流出来，身体一度失去了平衡。她一只手伸向照片的左下角，正从一个什么人的手中接过毛巾……德顺的身体已经凌空跃起，像一张拉满的弓，横空出世，卧伏在水库的平台上空……
要从这张旧照片上一一找出童年的伙伴并非难事，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把毛巾递给了杨迎？
照片上的这只手骨节粗大，手腕上戴着一只钟山表。由于取景的限制他的面目不在照片之内。
整整一个中午，我在窗下端详这张照片，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是谁。照片拍摄的日期没有标出，但从水库边的树林中挂着的条幅来判断，它应当是摄于一九七一年。镇子里为纪念毛主席游长江，在水库边举办了游泳比赛。而在那样一个年代，镇上有资格佩带钟山表的干部并不多。严助理——县里派驻新塍的文教助理就是其中之一。
凭着记忆的微暗的折光，我似乎还能听到他在开学典礼上的冗长讲话，看见他戴着一顶簇新的草帽，懒洋洋地站在大队部门前的晒场上，对着一帮搭戏台的农民指指点点……
那时，我们正在大扫除。教室里尘土飞扬，报纸在窗户玻璃上摩擦，发出吱吱的叫声。朱国良刚刚擦了两扇窗户，就坐在窗户上发呆了。顺着他的视线，我们看见阳光将仓库的墙壁照得亮晃晃的，几名年轻女子正手持彩带，排演筛子舞，准备在晚上的文艺会演中大显身手。老掉牙的节目每一次上演都会使人们激动不已。那时，女赤脚医生将会一展歌喉。农技员则拎着农药喷雾器粉墨登场，他能用一只手托住喷雾器的底部，闭上眼在台上转上七八圈；而会计和记工员则要合说一回相声：《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来干什么？》……当然，节目的压台戏就要算由金兰寡妇和生产队长参加的小话剧了。在剧中，他们扮演一对夫妻，单调乏味的剧情和台词我们从头到尾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关键的一点在于，在这出戏的末尾，金兰寡妇有一个从八仙桌上凌空腾跃的劈叉动作。也就是说，右脚的脚趾勾起，蹬向前方，左脚后展，臀部上收，隆起的小腹上堆积的脂肪由于两腿错开的张力而突然拉直，水红色的戏装陡然上扬，露出了裤腰下方的肚脐。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犹如一只展开双翼的飞燕。大半个夜晚，我们津津有味地坐在台下看戏，而心中一直翘首以待的，就是金兰寡妇那意味深长的一跃。
越过窗户外那片棉花地和浅浅的河道，我们看见杨迎背着她祖父传下的牛皮公文包，走到了戏台的边上。一直在那儿抽烟的严助理走出了树荫，叫住了她。
她看到这个衣着考究的文教助理突然从暗处斜穿而出，起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她的脸上现出虚幻的笑容。严助理捋了捋额前的头发，眉头紧锁，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们站在楝树下说话，即便是没有调试高音喇叭时发出的嗡嗡蜂鸣声，由于距离太远，我们也无法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杨迎的一只手不时地摸捏着书包带，低着头，脚尖蹬踢着树下的石子，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晃着。她一度想离开他，并成功地朝前走了几步。严助理蛮横地拽住了她的胳膊，不过，他用力过猛，杨迎站立不稳，差一点跌到了他的怀里。很快，他们又恢复了合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谈话仍在持续……
“我怎么觉得……”朱国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楝树下的那两个人，神情肃穆地对我们说，“这个淘汰的芭蕾舞演员与暑假里从杨家大院里出来的那个醉鬼是同一个人……”
在另一扇窗户边，刘胜利正和德顺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刘胜利说，其实女人的乳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乳头的颜色也差不多，就像熟透的桑葚。他们经过压抑的、胆怯的笑声在教室里回荡。过了一会儿，德顺说，班主任只要在黑板前稍一走动，胸脯就会像盛满水的……而她的乳罩有时竟然是黑色的。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当然导致了成绩的下降……
任凭我们怎么向他们挤眉弄眼，暗示他们——梳着齐耳短发的班主任已经走进了教室，他们还是越说越下流、猥亵……班主任面红耳赤地走到他们身边，用手里的鸡毛掸子在他们的脑袋上各敲了一下，然后，她装着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似的，温和地笑了一下：“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家去吧。”
我们走出了校门，沿着河边朝戏场走去。楝树下空空荡荡的，严助理和杨迎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
假如你想知道……
假如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就得留意远处微弱的光线。有时，为了弄清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弄清正在失去的时间所蕴含的奥妙，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比较或甄别：两朵花蕾的花形、花束所暗示的意义；两只在阳光中伸出的手，掌形、圈纹和饰物；书籍的一页和另一页；晚霞满天的黄昏所照亮的一棵树，静立在雨中的被更改过的广告牌……
有时，你还会比较两个女人的喘息、呼喊：其中的一个在成熟棉花地里飞奔，棉铃的青果扑打着她的脸，耳畔风声浩大；而另一个却已在街道湿漉漉的拐角悄悄隐匿，只留下了一团暗红的光影……
那些正在远离你的事物不可避免地成为画布陈旧的背景，成为附属物和陪衬，正如妒火熄灭后留下的灰烬，或者，凋萎的花束尚未敛迹的余香。
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往往是事物内部的一致性，不同的情境所带来的惊悸、喜悦、沮丧和战栗的一致性。白天，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入非非，入夜，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压住我的心。
刘胜利偶尔会到我的病房来看我。时到今日，他是少年伙伴中唯一与我保持联络的人。要是我的心情尚好，而他腰间的BP机尚未发出一连串的鸣叫，召唤他离去，我们就会聊上整整一个下午。
他总是提到过去。在他看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两个时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过去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与未来相连。他举例说，过去显赫一时的造反司令部现在则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办公室，严助理成了严经理，会计成了出纳……当然他还谈到了性。生活倘若不是受难的徒刑，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游戏，只不过，与少年时代相比，我们在游戏前预先就知道了其中奥妙而已。
他说起了许多年前的一次图画课：迟到的杨迎出现在操场上，立刻激起了我们恶作剧的欲望。我们解开各自的裤腰带，连成一条长长的棉绳，在两排课桌间的过道上设下绊索。杨迎背着的牛皮公文包令人联想到国民党军队的女谍报员，而她手里拎着的饭盆似乎藏有鸠山队长梦寐以求的密电码……当她被绳索绊倒，发出“哎呀”的叫声，身体前倾，额角在桌腿上碰出血印，当她张大了嘴巴环视教室，在人群发出的哄笑声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
类似的情景我们不难看到。班上的每一个男生都在想出各种办法捉弄她：她站起来朗读课文，却发现辫子被人用图钉钉在了后排的课桌上；当她坐下的时候，板凳被人抽空，我们一次次看到她仰面摔倒。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朱国良暗中伸出的一只脚就会将她掀翻在路边的稻田里……
“这是一个古怪而荒唐的逻辑，”刘胜利对我说，“我们一刻不停地折磨她，监视她，只不过是在向她表达眷恋……”
他甚至说，到了小学四年级，他过早地开始了手淫……在课堂上，他的眼睛始终离不开她耸起的肩胛，她光裸的手臂，辫子上的红绸布……只有一两次，他将目光投向班主任，当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她军裤的皱褶……
假如杨迎不是猝然死去，很可能……他的脸红了，可我对他过于坦率的供述并不介意。
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无法摆脱这样一个错觉：杨迎的死去与我在火车上遇见韩冰发生在同一个时刻。而实际的情形是：杨迎去世后的第三年夏天，我才踏上了通向另一座城市的火车。
纠缠在这样一个错觉中，记忆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其一是杨迎的尸体。她的尸体被人从养殖场的粪池中打捞上来之后，一直停放在那座老房子的二楼。我们即使戴上厚厚的口罩，也无法阻隔扑鼻而来的臭味（我又想起了那朵幽暗的花朵，它和一方手绢一道别在她的胸前。由于花香的蛊惑，仿佛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香味的贮藏物。她是那么的喜爱洁净，最后却一头扎进了粪池，漂浮于粪便污物之上的是一双红色的塑料凉鞋）。
另一个压力来自火车的鸣叫。它喘息着冲破灰蒙蒙的雨帘，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我看见韩冰嚼着口香糖，盘腿坐在靠椅上看书。她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侧，正用水果刀将一只柚子切开。
车厢内人声嘈杂，拥挤不堪。我一上车就将韩冰的一只鞋踢飞了。
“我的鞋……”她尖叫了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书本敲打着我的脑袋，“我的鞋……你这个乡巴佬……”
她的话音里透有浓郁的北方口音，很好听。
火车重新启动后，我才在车厢的连接处找到了她的那只高跟鞋。由于人群的践踏，鞋跟与鞋帮已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分离……我把那只皮鞋递给她，并竭力向她证明：尽管它已被人踩得不成样子，但要修复它也不是不可能……而她的父亲，我未来的岳父，一个有着双层下巴的中年人，给了我肝部以有力的一击。我不禁弯下腰来，好像正低头在座位下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
后来，在我们去照相馆拍结婚照的途中，韩冰对我说，她的父亲作为长影厂的一名替身演员，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银幕上扮演华国锋……他的山西方言已说得很不错了，如果不是后来时局的突变导致了这个大人物的销声匿迹，说不定他哪一天就能梦想成真。
“当时，我记得你挨了父亲的一拳，一直在流泪……我也觉得父亲太过分了，一双皮鞋本来也值不了几个钱。”在照相馆里，她一边往唇上涂着口红，一边这样对我说。
我对韩冰说，我当时之所以流泪，是因为火车开出了很久，我才想起忘了与站台上的母亲道别。她的脸一直在飞速滑过的树荫间时隐时现，并一路陪伴着我，在雨中，我还听到了——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总是吓我一跳。
今天是星期天，韩冰很晚才起床，似乎没有打算外出的迹象。这是一个例外，我们都有些不太习惯。
吃完早饭后，她来到我的书房门口，长时间地打量着我。这么多年来，也是第一次。我问她干吗这样看着我，她就笑了起来：你的头发太长了，应该去发廊让人理一理。过后她又说，你的这身衣服也太破了。假如换上一身西装，打上领带，人就会显得精神一点……最后，她干脆走到桌边，推了推我。“我看你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她转身进了隔壁的厨房，“啪”的一声点燃了煤气热水器，开了窗，然后，她去了卫生间。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淋浴器的喷嘴发出的滋滋的水声。
“来吧，”她叫道，“水已经热了。”
我来到卫生间。韩冰正在调试热水。“要是待会儿水太热了，你就叫我……”她顺手递给我一条毛巾，这才告诉我：大约十点钟左右，她有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她不想让朋友看到我这副邋遢的样子。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又补充说，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我问她到时候我要不要回避一下，韩冰就在我的腰上捶了一拳。挨了她这一拳，我心里甜滋滋的。
不过，我又想，她希望我在这位客人面前有一副体面的仪表，这就说明他并不普通。韩冰替我拉好浴缸上的塑料遮帘，然后就带上门出去了。
电话铃就是这时响起来的。
淋浴器的水柱喷泻到塑料布帘上，发出“刷刷”的水声，我无法听清打电话的人是谁，他们都聊了些什么。而韩冰也深知这一点，她没有必要像往常那样，因害怕谈话内容被我听到而故意压低嗓门。
可我还是听到了一些不连贯的、毫无意义的词汇。比如说动物园……红色的……我还没有……奥迪……晾在家里……多不好……诸如此类。有一个词汇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而正是这个关键词我没有听清，听上去似乎是双方反复斟酌、核对的一个地名。
我意识到自己此刻正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假如我想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判断打电话人的身份，只有暂时关掉淋浴器。而关掉淋浴器的开关又会授人以柄，仿佛一心为了探听她的秘密而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因此，当我往身上打肥皂时，也一直让水哗哗地流着。为了进一步显示自己无意窥探妻子的秘密，我甚至还莫名其妙地唱起一首歌来……
我从浴室里出来，韩冰依然坐在电话机旁。这时，她不会轻易说什么话了，而将说话的机会完全推给了对方，而她自己则是偶尔发出一句嗯嗯声。至少，他们两人在打电话这方面建立了一种自然的默契。
我走进了卧室，按照韩冰刚才的吩咐，开始翻找那件西装。这套西服在结婚典礼上穿过一次，后来一直压在橱柜里。可要找到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打开了所有柜橱，将衣物翻得乱糟糟的，甚至，我还爬上梯子，将脑袋伸向蒙结着蜘蛛网的顶柜，可里面除了一团旧棉胎之外，什么也没有……
韩冰推开门，走了进来。
“你在找什么？”她说，语调又变得冷冰冰的。
“我的那套西装你替我放在哪儿啦？”
“我也不知道，”韩冰皱起了眉头，“你慢慢找吧……”
她来到床头的梳妆台前，将桌面上的衣物通通扔到床上，开始对着镜子梳理她那湿漉漉的头发。
“我要出去一会儿——”她打开了吹风机。她接下来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
我站在木梯上，呆呆地看着她涂口红，描眉线，抬起胳膊，往腋窝里喷香水……
“待会儿客人来了怎么办？”终于等到她化妆完毕，我问她。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她说，就好像这个客人是我招来的一样，“你就看着办吧，我这会要出去办一件要紧的事……”
“可我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时，她已换上了一套蓝斜纹的上装，挎上了棕色的首饰包。她将上衣的下摆拉拉直，对着镜子，左右侧身瞧了瞧，抿了抿嘴上的口红。
“我走啦，晚上回来也许要晚一点。你来替我关一下门。”
“客人会不会留在这儿吃饭？”我从梯子上下来，追着她问道。
“在家里吃饭？不，不用了，你们去馆子里吃吧，让他掏钱……”韩冰想了一下，对我眨了眨眼睛。
在门边的狭长过道里，她麻利地换了鞋，随后，她像是突然记起一件什么事似的，抬头看了我几秒钟。
“那件西装你就别找了。”她说，“去年湖南闹水灾那会儿，我已经将它捐掉了，反正你平时也不太穿……”
客人十点钟准时来了。这是一个长相奇特的小老头，用犬牙交错这个词来形容他说话时的样子倒也十分合适，不过，即使他不说话，两颗门牙还是在嘴唇外表露无遗。
他手里举着一束扎着绸带的鲜花。是玫瑰，红色的。
他一进门就东张西望，不用我带领，径直来到客厅里。他先是看了看厨房，然后依次是卧室、书房和卫生间。
“房子倒也不算小，只不过过于破旧了一些。”他在客厅的沙发里坐了下来，对我说，“墙皮都发霉了，护墙板也脱落了。蟑螂一定不好对付吧？”
我给他端来一杯茶，问他是不是韩冰请来帮着修房子的。他就竖起两根指头放在嘴边摇了摇：“不、不、不……我几次向小韩提出登门拜访，可她总是推说家里太乱，实际上她是不想见我——噢，对了，小韩人呢？”
“她出去了……”
“一定是去菜场买菜了吧？我在电话里再三要她不用怎么准备，吃饭是次要的，何必这么客气呢？”
“她好像没有去菜场，”我对他说，“她是临时被一个朋友叫出去了，说是有点急事。”
“去哪儿啦？”
“她没交代。”
“这就怪了。”小老头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我在故意对他说谎，“我们一个星期前就约好了……怎么会……”
他从裤袋里摸出一只手机，拉出天线，开始拨打电话。“小韩这个人，你就是跟她交往一辈子，也搞不清……喂……”
他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之后，一脸沮丧地看着我：“她会到哪儿去呢？”
纯粹是为了掩饰眼前的难堪，他随后就恢复了常态，并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是如何与韩冰认识的，什么时候结的婚，有没有孩子，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猜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已经在准备告辞了，因为他下意识地看了一次手表。谈话还在继续，只不过是为起身告辞略作铺垫而已。
不过，当他得知我在一家医院工作时，眼睛不由得一亮。
“是传染病医院吗？”
“不，是精神病医院。”我对他说。
“这么说，你是一个医生？”
我点了点头：“准确地说，我只是一名心理分析医生……”
他将手机搁在茶几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烟来，点上了火。他似乎突然又打消了告辞的念头。
他猛吸了几口烟，然后说道：“医生的知识通常十分广博。比如精神病医生，除了本专业的领域之外，他对病人的消化系统、内分泌、肝脏都会有相当的了解。因为身体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精神状况，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我再次点了点头。
“那么，你对传染病方面知识了解多少……”
“浅尝辄止而已。”我说，“那要看是什么传染病。”
“还不是那种病……”他的目光躲躲闪闪，似乎有些难以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