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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绮台</h2>
赵孟舒平常用来弹奏的古琴有两床：一为“枕流”，一名“停云”。两琴均斫于宋代，联珠式，琴身遍布蛇腹断纹，琴音清越圆润，皆为琴中上品。据赵锡光先生说，孟舒所居住的蕉雨山房中，还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除“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一句外，其余文字已漫灭不可识读。此琴在明末流入民间之前，一直是宫廷重器，曾是明武宗最为宝爱的三张御琴之一。赵孟舒将这张琴珍藏于蕉雨山房的板壁之中，平常秘不示人。
“我与孟舒可谓管鲍之交，金兰之谊，平生也只见过两回。”赵锡光先生曾这样对我们炫耀说，“一回是陈毅元帅从洲上南渡长江，来听他弹琴。孟舒在广元寺操琴，用《流水》《醉渔唱晚》二曲酬客。第二回呢，就是孟舒死。王曼卿悲不能已，为碧绮台新安了轸弦，弹琴与孟舒永诀。”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返乡时路过南京，积忧成疾，一住就是两个月。等他从南京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精通古琴的妓女，这人就是王曼卿。
当赵孟舒带着这名十八九岁的妓女回到儒里赵村时，村里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感到惊骇，不光是因为王曼卿妖冶多姿的美貌，还有赵孟舒衰老的速度。不到半年，他的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门牙也没剩下几颗。他家唯一的佣人红头聋子朱金顺，逢人就摇头叹息说：“孟舒这么一把年纪，刚死了儿子，又弄来这么一个宝贝，身子骨如何吃得消？”赵锡光对自己的老友也有同样的担忧，但他的话可比朱金顺要文雅多了：“丧子之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势。”
在那段纷乱的年月里，赵孟舒除了陪王曼卿在山房里弹琴自遣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想象中追踪他大儿子节节溃败、逃亡台湾的踪迹。当然，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的生命筹划一个悲剧性的尾声——在王曼卿和红头聋子“合算，合算，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一类的鼓噪声中，平生不爱田产的赵孟舒，神差鬼使地从他的至交赵锡光手中，接下了百余亩田地和一处碾坊，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儒里赵村仅有的一顶地主帽子。这也导致了他与女儿的彻底反目——她自从嫁到句容之后，几乎与老头子断了来往。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性格孤僻耿介又有点洁癖的赵孟舒，还有一步棋没有来得及下，那大概就是死。
出于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愤恨，同时也源于对苍天不公的怨毒，戴上了地主帽子的赵孟舒，别出心裁地对全村人发了一个毒誓：他的脚决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要践行自己的这个诺言，其实也不难——他只消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与曼卿厮守终日，弹琴自娱就可以了。每天与书琴和美人为伴，日子也还过得下去。至于说他偶尔要去金山寺与枯竹禅师喝上一杯，切磋技艺，那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轿子上，脚不沾地。他想学他老师孙亮祖。可是孙亮祖当年足不出户，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扬州。他一连数载不下楼，所表现出的是民族大义和气节。相比之下，赵孟舒的邯郸学步，则多少有一点不自量力、螳臂当车的嫌疑了。好在新上任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已打定主意对他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
德正曾劝他：“下不下楼，都不要紧。只是你老人家说话千万要当心！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儿子牺牲在徐州。小武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人民的敌人嘛！陈老总来听你弹琴这件事，也别成天挂在嘴上，依我看，以后干脆就不要提。此一时，彼一时嘛！”
但赵孟舒觉得自己出口成章的捷才和满腹的学问，也不能烂在肚子里。他把“黨”这个字拆开来，编了一则谜语，让村里的孩子们去猜：
小字当头，
两手叉腰。
开口说话，
一团漆黑。
猜出了谜底的工作队的队员们，立刻提着枪，到蕉雨山房去绑人。红头聋子左拦右挡，只得一口咬定说，赵孟舒谜语中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万恶的国民党。“你想啊，他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掳去，当了炮灰，另一个儿子又被他们绑架到了台湾。他对国民党能不恨吗？这事我敢拿脑袋担保！他骂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事，你们回去吧。”
鉴于朱金顺近乎赤贫的雇农身份，工作队的人一时不便动粗，只得一遍遍地跟他宣讲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相关政策，可朱金顺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一句话就把他们挡了回去：
“免谈。你们跟一个聋子说话，根本就是白费唾沫。”
他手里握着一把劈篾用的竹刀，拦在蕉雨山房的门口，死活不让他们进屋。工作队的侯队长，为了测试一下他的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用极小的声音对他咕哝了一句：“我听好多人反映，那个谜语，原本是你编的？”
朱金顺一听，立刻勃然大怒，他那锃亮的头皮连带脖子和招风耳，都在瞬间红得像鸡冠一样，仿佛马上就要滴出血来，“放屁！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能编得出这么顺溜的话来吗？”
他这一吼，工作队的人全都笑了。
正在这时，赵德正带着更生、武松和银娣他们几个已闻讯赶到。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天昏地暗，才算把工作队的人劝了回去。
要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在古乐方面的修养，实在是贫乏得可怜。他们听不懂赵孟舒的琴声，毫不奇怪。平常除了推牌九、打扑克之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听锡剧和扬剧。那个时候，安徽有一个草台班子，在秋收之后，时常会到村子里来。他们在祠堂外的打谷场上，搭个简易的戏台，演出村民们百听不厌的淫艳古戏。从月亮初升，一直唱到第二天的日出时分，俗称“两头红”。在王曼卿来到村子里之前，雇工朱金顺是赵孟舒鼓琴时唯一的听众。难怪村里会有这样的议论：
“可惜赵先生一手好琴，只能弹给聋子听。”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金顺的耳朵并不真聋（聋与不聋，完全取决于他听人说话时的心情好坏），但他显然对赵孟舒弹琴没什么兴趣。他在私底下把赵孟舒自命清高的古琴演奏，戏称为“打算盘”，其比喻倒也贴切传神。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按照县里的布置，郝乡长决定在朱方镇的小学操场开一个万人群众大会，把乡里的十三个地主（俗称“十三太保”）全都押去集中批斗。在大会的前一天，赵德正就接到了会议通知。他担心恃才傲物、又臭又硬的赵孟舒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带了长生和新珍，连夜上门规劝。那天晚上，观前村的周蓉曾，恰好也在蕉雨山房喝茶谈天。任凭赵德正怎么劝，面无表情的赵孟舒始终是一声不吭，被逼急了，就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
“有死而已。”
什么叫“有死而已”，德正和长生他们都听不太明白。德正说：“这次批斗，既不挂牌子游街，也不用五花大绑，就是走走过场。你老人家往台上一站，在心里打打谱，一会儿就熬过去了。”新珍也插话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若是一味撑硬船，拉硬弓，也不是事。大舅你还是听我们一句劝，好歹去点个卯，应个景。”可赵孟舒依然黑着脸，还是那句话，“有死而已”，弄得赵德正直挠头皮。
最后，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旁边坐着的周蓉曾：“周先生，你老肚里学问大，帮我们劝劝呗。”
周蓉曾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对孟舒道：“我劝你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吧。”
好多年后，新珍对当时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真是见了鬼了！那天晚上，我和赵德正苦口婆心，嘴都说干了，还抵不上周先生的一句话。这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赵孟舒既然答应去开会，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德正考虑到赵孟舒体弱多病，让他走着去朱方镇多有不便，可坐轿子又太过扎眼。最后，他决定让长生推着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到朱方镇，并嘱咐新珍在后面跟着，一路上好有个照料。他还特意让新珍带上绿豆汤，以防赵孟舒天热中暑。
第二天下午，当赵孟舒坐在长生的独轮车上去朱方镇开会时，沿途的路人无不为之侧目。不时有小年轻与长生夫妇打趣：“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
长生只是憨憨地笑，并不搭话。赵孟舒头戴凉帽，坐在独轮车上，身板笔直，顾盼自雄，只当听不见。
至于说德正为何会对素无瓜葛的赵孟舒另眼相待，村里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桑树地事件”。
在合作化初期，德正因见王曼卿体格风骚，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让她跟着马老大、老福、老鸭子等几个老太太，干一些诸如选种、养蚕之类的轻省活。但王曼卿的工分却是按甲等劳动力来计算的。德正对曼卿明显的偏袒，不免招来种种闲言碎语。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一天午后，村里的社员们都在歇中觉，王曼卿拎着竹篮去村东的桑树地里摘桑叶。她前脚进了桑园，赵德正后脚就跟了过去。这件事从老实、木讷的渔佬柏生嘴中传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柏生当时正在菱塘对岸的树林中剥着红麻，“警惕地”注视着桑林里的一举一动。他没有惊扰这对野鸳鸯的好事，却在事后去现场细细查看，据说是捡到了王曼卿落下的一枚发卡。
另外一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似乎不容辩驳。
挖树根的赵永贵吐血而死，五岁的赵德正去江北投奔亲戚，“蛇蝎心肠”的舅妈却容不下他，把他赶了回来。德正瘦成个皮包骨头，像个叫花子，在村子里倚东家门，贴西家壁，最后是赵孟舒的一句话，让他在祠堂落了脚，吃上了百家饭。祠堂的管事三老倌提醒他：日后有了出息，不可忘记赵先生的一片慈悲之心。年幼的赵德正当时就对三老倌发誓赌咒说，他要用一辈子来报答这一句话。后来，他为赵孟舒抬轿多年，从来不肯收他一文钱。
那天下午，长生用独轮车将赵孟舒送到朱方小学的操场边，就和妻子分了手。他对新珍交代说，德正让他顺便去乡里的物资站，找一下老徐，帮他买一只生铁的犁头、两副牛鼻圈。他说等散会时再来大操场与妻子会合。
三小时的批斗会，倒也没出什么事。天气虽然燠热，但新珍一直担心的中暑并没有发生。赵孟舒在台上挨斗，她就靠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抱着装有绿豆汤的大瓷缸，一直没动窝。等到大会结束，台上的地主们排着队，鱼贯下台，赵孟舒却愣愣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新珍好不容易挤到了他跟前，正要把手里的绿豆汤递给他，却看见赵孟舒满脸通红，焦躁地指了指自己的裤脚管，那样子，又像是笑，又像是哭。滞热的空气中隐隐能闻到一股恶臭。
聪明的新珍脸一红，马上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她安慰赵孟舒道，“我扶你到学校的茅厕去弄一弄？”
赵先生道：“弄什么弄，一塌糊涂！”
新珍低头一看，可不，稀屎已经把他的裤管印出了褐色的斑印，顺着裤脚一直流到了鞋帮上。新珍一面用“老年人嘛，这种事很平常”一类的话来宽慰他，一面飞快地在脑子里想着应对之策。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在朱方镇有一个表姐。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领着赵孟舒来到了表姐家院中的一棵枣树下。表姐在柴屋里放了一只大脚盆，烧了一大锅热水，张罗着让赵孟舒去柴屋洗澡。随后，又嘱咐家里的大丫头，去乡粮管站把当站长的丈夫叫回来，让他顺便在集市上买点酒菜。表姐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丈夫穿的开司米单裤，可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底裤来。最后，只得拿了一条她自己穿的花短裤，有些为难地望着她的表妹：
“人家是读书人，女人的短裤，他大概是不肯穿的吧？”
新珍认为不妨事，“反正穿在里边，也看不见，怕怎的？”
表姐让小儿子把干净的衣裤送到柴屋。赵孟舒倒也没有嫌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柴屋里光线太暗，赵孟舒眼神又不太好，他大概根本就没看出那短裤上的红色小花点），穿上衣服，神清气爽地从柴屋里走了出来，朝着表姐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神色虽有几分古怪，但始终带着笑。
新珍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粮管所的罗站长似乎比表姐还要热情。他从集市上买回了一条鲢鱼，蹲在枣树下收拾干净了，在木桶里净了手，又过去招呼赵孟舒吃茶。太阳快落山时，新珍这才想起自己在物资站买犁头的丈夫。表姐听说了，就催促老罗赶紧去物资站找寻。罗站长在街上找了半天，哪还有长生的人影？
新珍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赵孟舒的心情似乎一直很好。赵先生平时心高气傲，不爱搭理人。可那晚在喝酒时，他还借着酒兴说了一个笑话，尽管大家都没听懂，还是胡乱地跟着他笑了一通。罗站长给他斟酒，赵孟舒也从不推辞，最后反倒是罗站长多留了个心眼，担心他晚上回家，走夜路跌跟头，有意压着点酒劲，不让他多喝。
临走时，罗站长从邻居家借来了一盏马灯，夫妇俩一直将他们送到了镇子外的水塘边。新珍搀扶着他，抄近路走进了夏夜的旷野里。
天上没有一丝风，四周一片岑寂。赵孟舒走不多远，就说走不动了。两人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歇息。宝石般纯净的天宇，横贯着一条璀璨的星河。数不清的金屑，东一堆，西一堆，密密匝匝，铺成绚丽的缎带。不时有流星嗖的一下，像箭一样射向银河，拖着蝎尾似的光带，消失在耀眼的金粉堆里。
赵孟舒指着天上的星星，跟新珍说，这是哪颗星，那是哪颗星，新珍一句也没听进去。此刻，她的心里盘算着这样一个大胆的念头：要不要干脆背着他走一段？虽说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只要把他想象成自己的父亲，那也没什么呀！可是，一想到王曼卿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居然还与他同床共枕，她的羞怯最终占了上风。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黑暗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响亮的流水声。水禽在河边的草丛中唧唧地叫着。赵先生突然止住脚步，对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要是能像你表姐那样，守着两个孩子，粗茶淡饭，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那该多好啊！”
新珍不知道他怎么又想起表姐来了，笑着回答说：“表姐家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的日子啊，再平常不过了。有什么好的？我可看不出来。要我说呀，我们这样的人，做梦都想过赵先生的日子呢。呆在小楼里，弹琴作画，好不清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才好呢！”
赵孟舒没再吭气。
无论新珍跟她说什么，赵孟舒总是嗯嗯啊啊，不再接话。一路上新珍都在心里嘀咕：刚才那番话，到底哪儿说错了？
当天夜里，赵孟舒就服了毒。
死者面目焦黑，表情狰狞，尸体停在蕉雨山房那间阴暗的门厅里。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他那本来就不多的几缕白发，早已尽皆掉落。看热闹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批。王曼卿坐在二楼的琴房里，也不哭闹，只是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的一片绿荫发呆。新珍赶到那里的时候，涌向她心头的狂潮，并不是悲伤，甚至也不是惊悸，而是一种难以遏止的愤怒：
“赵先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假如人人都像你一样，仅仅因为把屎拉到裤子上，就寻了短见，这世上的人，恐怕早就死得一个不剩了！”
她觉得赵孟舒太脆弱，也太矫情了。虽说心里有些想不开，新珍还是没忘了提醒老鸭子和马老大，一定要将死者身上的那条花短裤换下来：
“赵先生是个文墨人。不能让他穿着女人的花裤衩踏上黄泉路。”
赵孟舒在自杀前，曾用漂亮的行书留下遗书半纸。他嘱咐王曼卿，将“碧绮台”琴身的那枚金徽撬下来，送给朱方镇的罗站长夫妇，以谢酒食款待、衣物相赠之情。多年后，小心眼的新珍当着同彬的面，跟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仍为赵先生的遗嘱愤愤不平，“他愿意把金徽送给谁，我可管不着。可怜我们夫妻俩，好心好意送他去朱方镇，长生推着独轮车，我在后面抱着绿豆汤，末了，他把屎拉裤子上，又带他去表姐家洗澡吃饭，不说功劳，也有苦劳吧？他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你可不要误会啊，我倒也不是要与表姐争那个金徽……”
那天，严政委恰好在邻乡的皮村视察防洪工作，闻听赵孟舒的死讯，也吃了一惊。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他特地绕路赶了过来，正好遇上傍晚时分的大殓。
王曼卿一身缟素，给“碧绮台”安了轸柱和新弦，在赵孟舒的棺木前，弹了一曲《杜鹃血》，算是为赵先生送行。
赵孟舒弹了一辈子的琴，可村里绝大部分人从未听过碧绮台的琴声。可如今，随着王曼卿扑簌簌掉下的眼泪在琴弦上破碎飞溅，在场的人一致公认，这首《杜鹃血》，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了。严政委没有惊动大家，他远远地站在蕉雨山房的院门外，默默地听完了这首曲子，两次掏出手绢拭泪。随后，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严政委没等遗体入棺，就悄悄地离开了蕉雨山房，消失在夏夜的黑暗之中。
这床名贵的“碧绮台”，在稍后的葬礼中被王曼卿付之一炬。至于赵孟舒留下的另外两张宋琴的下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人知晓，当然，也无人关心。一直要等到十三年之后，“枕流”和“停云”才会重新出世——高定国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从他们家床底下偶然发现了这两件稀世珍宝。同时被搜出来的，还有一张用金丝楠木制成的琴案。
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七〇年夏末，高定国突然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其实并不是奔着这两床名琴去的。一个让我百思不解的说法是：高定国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查抄梅芳写给朱虎平的情书（当然，他最终一无所获）。那么，梅芳为什么会给朱虎平写情书呢？为了避免这个故事的枝节过于芜杂，我们这里先跳过不提。
后来我还听说，鳏居多年的朱金顺，在赵孟舒死后，对王曼卿的美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在葬礼后的第二天早上，他“扑通”一声跪在曼卿面前，抱住她的双腿，叫她“嫡亲的亲娘”，叫她“最招人疼的小肉肉”，叫她“勾人魂、摄人魄的前世冤家”，央求曼卿看在他多年对赵家尽心尽责的分上，“两家并一家，从此往后，跟着我一心一计过日子。我为你夏日打蒲扇，冬天暖被窝。”王曼卿冷冷一笑，以“薰莸不同器、主仆不相交”一语，断然拒绝。
就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她有些出人意料地嫁给了独臂的外乡人唐文宽。自从王曼卿搬到唐文宽家之后，蕉雨山房一直空关着，养蛇长草。绿树无人，青苔满窗。
后来，赵德正就来找曼卿商量，不如把那处房子让出来，将来时机合适，他打算将它改建成一所学校。王曼卿倒也爽快，她笑道：“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要说房子，就连我这个人也是国家的，你就看着办吧。”
等到儒里小学正式落成，已经到了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了。那时，春琴和赵德正所生的儿子龙冬，已经年满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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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瑜亮</h2>
赵孟舒葬礼后的当天晚上，银娣因见赵德正一整天神思恍惚，面露悲戚，就和丈夫小武松商量，置办了几样小菜，请赵德正来家喝酒。除了他们夫妇之外，小木匠赵宝明、朱虎平、更生和我父亲都在场。德正不说话，其他人也都不敢言语。都说是赵德正与赵孟舒情同父子，一点不假。不料，赵德正喝了几杯急酒之后，抹了一下嘴，忽然对我父亲感慨说，假如天假以寿，他要做完三件大事，了却平生心愿。小武松问他是哪三件大事，德正说：“事情办成了，你们就知道了。”
关于赵德正要办三件大事的说法，我儿时也有所耳闻。本来是酒后闲话，没人认真地当回事。时隔多年，在龙冬的满月酒宴上，小木匠赵宝明多喝了几杯，却又旧话重提。他一只手揽着德正的肩膀，老哥、老哥地叫了半天，还亲热地用脑袋去蹭他的脸，把耳朵上的半支铅笔都蹭得掉在了地上，“老哥，我记得你说过，这辈子要办完三件大事。可如今，不要说三件，五件事也都办完了。你盖了三间新房子，这要算一件吧？你和春琴成了家，可不是第二件？这第三件，就在眼前。龙冬过了满月，你们老赵家，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劝你赶紧下台，把大队书记的位置让出来，我来过过瘾如何？”
赵德正笑而不答，两眼眯成了一条缝。
他与宝明一口气喝了三杯酒之后，这才正色道：“你说的这些都不算。我要办的那三件事，一件都还没影呢！”
德正跟春琴结婚后，性情大变，里里外外都像是换了一个人。从前，他总是蓬头垢面，衣服邋里邋遢，几个月也不洗一回澡。村里人要去向他汇报工作，因受不了他身上那股酸味，同他打个照面都要后退三步。如今呢，他那笔挺的中山装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钢笔，皮鞋锃亮，走到哪一阵风过，空气里都是一股好闻的胰子味。在过去，他自己走路撞了人，都要骂人家“婊子养的，瞎了你狗眼”。可现在呢，他给社员作报告，被婴儿的哭闹声打断，抓破了头皮也想不起“最后一点”到底该怎么说时，也只是憨厚地一笑，提前宣布会议结束。
村里人不得不对那个半塘嫁过来的小丫头刮目相看。
可春琴也有她的烦恼。有一年冬天，她来我家帮我拆洗被褥，坐在脚盆前洗着洗着，一双手就停在了搓衣板上，呆呆地出了神，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抛抛滚滚。我见她哭得伤心，就赶紧放下碗筷，蹲在她跟前，问她想起了什么伤心事。春琴猛地愣了一下，立刻板起脸教训我说：
“吃你的死人饭！大人的事你少管！”
其实她不说我也明白，她的烦恼多半与王曼卿有关。德正和春琴成亲后，仍与王曼卿暗中往来。有一次，社员们轮流在长江大堤上值夜巡逻，德正和曼卿在老鸦窝渡口的一个草棚里苟且，被春琴逮了个正着。她去找老福诉苦。老福纳着鞋底，不说话，只顾笑。春琴又向她讨教让男人收心断根之法。老福道：
“断不了啊。那骚货的大白屁股远近闻名。不知祸害了多少良家子弟。文宽倒是眼睁眼闭，不知他们两口子演的什么戏！要说收心，也没什么好法子。只有熬，熬到他胡子白，熬到他走不动道，熬到他连尿都撒不出一滴的那一天，不用你管，他自己就收心了。”
除了王曼卿这块心病之外，春琴也对德正另一件“邪门事”担着不少心。德正有事没事总爱背着手，去磨笄山转悠，成天在荒草乱石间“游魂撞尸”，就像是前世的魂丢在了那座鬼山头上一样。有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他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不知是想起了什么事，一骨碌爬起来，提着马灯就上了山。直到第二天早上，春琴抱着龙冬，找遍了每一个山包，最后才在便通庵的一间破屋里找到了他。
德正当着大队书记，还兼革委会主任一职，可大小事务，一概不管不问。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往往也避而不见。就连两次去省城南京参加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梅芳和高定邦。当梅芳拿着在南京拍摄的几张照片在村里四处炫耀，跟人说这是“朱鹊桥”，那是“乌衣巷”的时候，春琴的牙根恨得直痒痒。
春琴的怨气，有时候也会劈头盖脸地发泄到我的头上：
“都是你那短命的爹干出来的好事！他装神弄鬼给我算命，害得我嫁给这么一个糟老头子，简直是跟鬼过日子！他这个大队书记，我看也当不长，迟早要给人撸下来。”
在春琴为丈夫的怪异举动忧心如焚的同时，大队会计高定国已经在干部大会上公开指责德正“占着茅坑不拉屎”了。
那年冬天，梅芳约了龙英去朱方镇洗澡。两人从澡堂出来，梅芳问龙英，敢不敢跟她去一趟公社？她要去郝乡长跟前，告德正一状。龙英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可当两人来到公社大院的门口，龙英忽然就变了卦：
“不行不行不行。郝乡长那么大的人物，我一个不识字的人，怎好去见他？你摸摸我的心，嘣咚嘣咚，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梅芳把脸一板，眼一瞪，说了句：“有我呢，怕什么！”
龙英要是成心耍起赖来，你也拿她毫无办法。她往门口的红墙上一靠，哧溜一下，就蹲在墙根下不动了。任凭梅芳怎样去拉拽，就是不起身。梅芳没辙，只得撇下她，一个人进去了。
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梅芳心思重重地出来了。她走到门口，对龙英怒气冲冲地喊了声“家去”，一个人头也不回地先走了。
一直到了供销社的门口，龙英这才追上了她。她问梅芳状告成了没有，郝乡长怎么说。梅芳道：
“我把赵德正的革命意志薄弱、享乐主义、取消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向他作了汇报。可郝建文竟然为他百般开脱，我跟他分辩了几句，嗬！郝大炮反倒批评起我来了！口口声声，让我要警惕小资产阶级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龙英笑得直不起腰来，“你一句话里面，有那么多主义，谁能听得懂？不过，要我说，你这告状等于白费劲。你想想看，人家赵德正是严政委一手提拔起来的。严政委又在地区行署当着大官，你这里要把德正拿下，不是给郝乡长出难题吗？俗话说嘛，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
梅芳想了想，又说，她最生气的还不是挨了郝乡长的一顿骂，“他在跟我说话时，把嘴里的假牙一会抠出来，一会又塞进去，恶心死了！临了，还用他那脏兮兮的手，在我背上好一顿摸……”
见她这么说，龙英差一点没笑晕过去，“在背上摸几下，有什么呀？我看他未必存了什么坏心。领导嘛，摸你两下，那是关心你！隔着棉袄呢，又不是贴皮贴肉，横竖让他摸两下就是了，你也没少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龙英忽然与梅芳走得很近，是因为她们都对春琴怀有刻骨的仇恨。龙英与春琴结怨，起因还是为了老牛皋的那口棺材。
诸位也许还记得，我父亲死后，因一时寻不到合适的棺材，定邦就做主，让牛皋把那口现成的棺材让了出来。那年秋天，老牛皋的哮喘病再度发作，龙英就找到了高定邦，让他兑现当初的诺言，新做一口棺材还他，“要快，我看他怎么也挨不到十月底了。”
定邦说：“这件事当初是我做的主，我认。但集体的事，还得请示赵德正。你去找赵书记吧，只要他点头，我马上就找人去伐树。”
龙英一听，定邦的话句句在理，就回过头来，在磨笄山上找到了正在闲逛的赵德正。德正说：“棺材的事别慌，你帮我先拉一下皮尺。”龙英就和德正拽着皮尺，在磨笄山上量起地来。龙英跟着他，在山上的荒草乱石间走了半天，累得腰酸背疼。眼看天就要黑下来，她问起棺材的事，德正笑道：“放心，你们家牛皋一时还死不了。别的话我不敢说，他肯定比我要活得长。你先回去吧。”
龙英果真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
几天后，龙英又在大队部门口截住了赵德正，“这人眼看就要出尸斑啦，你就行行好，赶紧把棺材还给我。”德正还是那句话：“废话少说。他什么时候咽气，我什么时候给他做寿材，误不了事。”
龙英在红头聋子朱金顺的怂恿下，一怒之下就跑到了赵德正家，把他们家的板凳桌子，连同一个五斗橱都搬回家去了。
春琴从娘家回来，还没进村，就被正在除草的银娣拦在了风渠岸边。银娣先是把龙英去他们家搬东西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又补了一句：“那骚货好不晓事理！若不是我骂了她两句，只怕连你们家的房门都要被她拆了扛走。”
春琴那会儿正为家里的诸事不顺压着满腹的无名火，一听银娣的话，那张白皙的脸，慢慢就紫了。她愣愣地望着银娣，呆了半天，忽然就把手里的孩子往银娣的怀里一塞，从她手里抢过锄头，“咚咚”地径直往龙英家跑。银娣一看要出事，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后悔莫及。可是她手里抱着龙冬，又不好去追，一个人急得直跺脚。
春琴一口气跑到龙英家，挥舞着锄头，把他们家灶台上的两口大铁锅，连同碗碟，一股脑捣了个稀烂。她觉得还不解气，顺手一锄头，把水缸也砸了个粉碎。满满一缸水，哗的一声泻得满地都是。龙英手里端着一碗汤药，脸吓得煞白，僵在房门口，浑身上下抖个不停。
事后，胆小的龙英跑到了赵先生家，跟冯师娘哭诉说：“我当时要是伸手拦她一下，这婊子保准一锄头把我脑袋给锄下来，你信不信？这是从哪冒出这么一个蛮子来，你不让她点灯，她立马就要放火烧房子，是个见狗杀狗、见佛杀佛的货！”
后来，德正掏钱，让小武松去公社供销社，给龙英家买回了两口铁锅，又让窑头赵的骆金良给他们家专门烧制了一口新缸。龙英也央求红头聋子，把桌子、板凳和五斗橱都还了回来，这事总算平息。随着老牛皋的病渐渐好转，棺材的事，龙英再也没敢提过。不久之后，牛皋能下地了，又在村里四处走动。他走到更生家门首，对正在竹匾里晒芝麻的老鸭子苦笑说：“真是晦气！那口棺材再要不回来了。据说要搞什么日屄的殡葬改革，人死了，不让睡棺材，往火葬场一送，挫骨扬灰……”
若要论起梅芳与春琴之间的过节，那话说来可就长了。
自从德正当上大队书记之后，梅芳一直将反对德正的一切命令、计划和决策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使命。德正成亲后，诸事不管，由着她丈夫高定国和大伯子高定邦发号施令，她又骂德正：“太阳高高升树梢，从此君王不早朝。”（梅芳有引用古典诗词的习惯。可说实话，就我所知，没有一次用对过。）她与春琴差不多同时怀孕，龙冬如今一天天长大，她却因流产伤了胎气，再也没能怀上。看着又白又胖的龙冬满地乱跑，她也只能用“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到河里”一类的狠话来撒气了。
一年冬天，公社在魏家墩开挖昆山河，马老大见春琴伤风未愈，嗓子里咳个不停，料想她肩上是压不得担子的，也没向大队干部请示，就拉春琴在工地的窝棚里帮着做饭。中午收工开饭，梅芳一见春琴不去工地挑土方，却跟着几个老太太围着锅台转，就窝了一肚子火。这倒也罢了，梅芳到伙房讨水喝，春琴按住锅盖，冷冷地说了句“水还没开”，竟然立刻转过身去，跟正在烧火的妓女王曼卿有说有笑。
梅芳一个人吃着饭，越想越气，就用筷子敲了敲碗边（那意思，是让大伙都安静下来，听她说话。高定国已经提前知道他老婆要发作了，一个劲地朝她递眼色，梅芳视若无睹），扬声道：“哎，这正宫娘娘和皇妃，都知道躲在伙房里图轻省，难道我们这些做丫鬟的黄脸婆，天生是累死累活的命？”
她这一喊，正在吃饭的赵德正不由得停住了筷子，呆了呆，终于没说话。春琴手里拿着一把烧得通红的灶铁，早从伙房里窜了出来，“看我不把她那张屄嘴捣烂！”被马老大和鸭子死死抱住了，还发了疯似的吱哇乱叫。
小武松见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就劝德正赶紧出来说句话。谁知赵德正把碗一丢，打了个嗝，谁都不理，跑到屋外抽烟去了。
这时，平常在村里一贯老实巴交的更生，开了句玩笑：“打嘴仗有个屌意思。你们两个不就是谁也不服谁吗？不如省省劲，两个人下午都去工地上挑土方，分出个高低胜负。”
本来是一句打圆场的俏皮话，没想到两个人都当了真。
宝亮和宝明兄弟两个，存心起哄看热闹，也在一旁煽风点火。比赛规则很快就定出来了：两人每从河床下挑上一担土，就从新珍手里拿一只竹筹，以两个小时为限，竹筹多者为胜。
银娣倒是多了个心眼，她悄悄地把赵德正拽到一边，“梅芳那人，有一把蛮力气！不要说在我们村，就是在全公社，也是数数的。你们家那口子，身子骨那么单薄，伤风还没好利落，哪是人家的对手？明摆着让人看笑话。你赶紧劝劝，不要由着他们去胡闹。”
德正笑道：“要说我们家那口子，简直就是个野人，连阎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我怎好拦她？让她去吧。吃点亏，有个教训，也好。”
春琴和梅芳都是心高气傲的人。她们惟恐土装少了，让对方瞧不起，都拼了命地往柳条筐里装土，实在装不下了，还要在筐上拍个塔尖，仿佛一心跟自己过不去。当她们两个挑着第一担土，顺着河床的长阶往上攀爬时，河岸上早已坐满了人——他们可算是找着了一个不干活的借口，一溜烟地坐在扁担上，用草帽扇着风凉，谈天说地，胡乱地喊着号子。在伙房里做饭的几个老人，也都丢下了满桌的碗筷不洗，聚到河边一探究竟。就连隔壁大队的几个小年轻，也干脆歇了工，聚拢过来看热闹。
公社派来督工的袁副书记，手里提着一只铅皮喇叭，“注意了！注意了”地喊个不停，挨个催促他们起身干活，可惜无人理睬。最后，袁副书记一把拽住了小武松，再一次问他：“见了鬼了！你们大队的干部们，怎么一个都不见？”正为春琴捏着把汗，恨不得自己上去替她教训一下宿敌的小武松，凶狠地瞪了袁副书记一眼，吼道：
“我他妈怎么知道？！”
大队干部们那会儿也都正忙着呢！
渔佬柏生对着河床的淤泥撒尿，瞥见一段旧河道中的水潭里，突然露出了 “大草笨”黑黑的脊背，尾巴一甩，倏然不见了踪影。巨大的鱼信漩涡，在浑浊的水面上一圈圈地漾开。凭着多年捕鱼的经验，柏生对闻讯赶来的德正和高家兄弟十分肯定地说：“这条草笨，怕是成了精，往少里说，也有七八斤。若是把它逮上来，比赛的奖品就有了，怎么样，干不干？”几个人似乎都没有心思搭理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片水潭，不约而同地脱起了衣服。等到公社的袁副书记找到这里，这伙人已经满头满眼全是污泥了。
春琴很快就落了后。
当梅芳挑完第四担土，一路小跑回到河床下，春琴的第三担土才刚刚开始装筐。银娣不动声色，悄悄地走到了正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王曼卿身边，拽了拽她的袖子，指了指正在发筹子的新珍，压低了声音嘱咐她道：
“你人不知，鬼不觉，走到新珍那儿，咬着耳朵告诉她，今年过年，我许她一只大猪蹄熬汤喝，让她卖个人情，悄悄地多给春琴几只筹子。”
王曼卿笑了笑，对银娣翻了翻白眼，道：“那我呢，你拿什么谢我？”
银娣道：“一样。也是一只猪蹄子，一言为定。”
王曼卿果然晃动着她那柔软的肥臀，摇摇摆摆地来到新珍身边。先是嫂子长、嫂子短的，套了半天近乎，这才蹲下身子，把银娣的话对她说了一遍。
新珍平常对王曼卿就十分厌烦。就算是在路上碰到，也从不跟她搭话。她耐着性子，与曼卿唠着不搭调的闲话，心里已经火苗乱蹿了。一听说她要让自己卖人情，做手脚，立刻就阴沉下脸来，怒道：
“既然是赌东道，那就要公平合理。青天白日在上，哪能做这般营私舞弊的勾当？我也是有儿子的人，怎能做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曼卿吃她这一番数落，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强作笑脸，又道：“怕什么？不就是赌个东道嘛，本来就是个玩笑，嫂子也别太当真。”
新珍道：“这筹码在我手里，我就是法官。法官都能弄虚作假，这世上恐怕再没天理了。你舔谁屁眼，我管不着，我眼里却揉不得沙子。你现在从我这里走开，我就当没这回事，大家都留点面子。你要再敢啰嗦一句，我就喊出来，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那幕后的主使，脸上也不好看。窑子有窑子的规矩，我们也有我们的章法。由不得你胡闹。”
王曼卿被新珍结结实实地抢白了一顿，脸臊得绯红，一赌气，也没去银娣那里回话，一个人抹着眼泪径自往伙房去了。银娣看见王曼卿斜着身子往伙房跑，一路上不停地抬袖拭泪，就知道她出师不利。一想到事情没弄成，反倒送了一个把柄在人手里捏着，心里又气又恨。正在心烦意乱之中，忽听得嘴里镶着一枚金牙的老鸭子突然咕哝了一句：
“梅芳怕是要输！”
银娣他们几个“呼啦”一下，就把老鸭子给围住了，“怎见得？你老人家别是看错了眼，认错了人吧？”
鸭子道：“依我看，梅芳一准要输。别看她多挑了两担土，抢了风头，你们要看她那双脚。挑着空担子下河床，脚底下已经在开始扭麻花了，这不行。你们再看看那一个，起头是多大的步子，这会儿还是多大的步子，稳稳当当，不急不慌，一看就是个翻过筋斗的人。梅芳这丫头，打小就凶蛮，从没服过谁。可这一回，她算是遇上对头了！”
老鸭子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春琴最后所获得的筹码，比梅芳多出了宝贵的两枚。
那天傍晚，春琴收工回到村里，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趁着天还没全黑，又一口气往自留地里挑了好几担粪。
而梅芳当晚就发起了高烧，第二天又开始尿血了。
那尾作为奖品的大草鱼，重达九斤四两，春琴并未一人独吞。她将草鱼切下一半，又匀出一块豆腐和一把香葱，让我送给梅芳去熬汤喝。还没等我说明来意，梅芳就劈手从我手里抢过竹篮，直接扔在了门前的灰堆里。
梅芳的病经久不愈，她妈妈和娘家的一个表哥从窑头赵村赶了过来，要去春琴家“讨个说法”。他们走到巷子口，硬是被新珍和长生拦了下来。新珍道：
“自古以来，愿赌服输。这事双方自愿，那天在场的人，包括你们家定国都可以作证。人家本来就没错，能给你个什么说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嘛，输赢并不要紧。”
当时，赵锡光也在场。他用“一时瑜亮”这个典故，对儿媳妇的话做了一番补充，可并未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眼看着这两个娘家人不依不饶地大呼小叫，师娘冯金宝一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
“那两口子，一个韩世忠，一个梁红玉，那是什么身手？别说你们两个，就是再来十个八个，打上门去，也不见得能讨到什么便宜。”
后来，梅芳的母亲远远地站在巷子口的一棵大杨树下，跳着脚骂了半宿，见无人出来搭腔，只得悻悻离去。
<h2>
猪倌</h2>
我父亲死后，叔叔见我孤贫无依，早早就动了心思，有意栽培我当一名猪倌，赶着大猪郎，走村串户，去给母猪配种。他说，等我再大一点，再把他那一手劁猪的绝活传授给我。他的腿脚有毛病，每到阴雨天，大腿的膝盖犹如“针刺锥凿”般痛不可忍。婶婶劝他“不能忍，也得忍”，好歹再坚持几年，“眼睛一眨，孩子就大了。大的要娶亲，小的要嫁人，你把这门好手艺交给人家，钱从哪里来？”
那会儿，堂哥礼平已经认了赵宝明做师傅，跟他学木匠。金花是个女孩，总不能让她去干配种劁猪一类的龌龊事吧。因此，见叔叔铁了心地要提携我，婶子后来也就不说什么了。叔叔赶着猪郎去外村配种，总要特地让我跟着去“熟悉业务”。说实话，虽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但毕竟还跟着赵先生读过几年书，知道给猪配种算不得什么特别光彩的营生。说句不好听的，我总觉得给母猪配种，与妓院里拉皮条的老鸨、淫媒一类的勾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整整一个夏天，我心里郁郁不欢。每天看着那头大猪郎，晃动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卵子，刚从一头母猪的身上下来，呼哧呼哧，又跳上另一头母猪的臀背，好一阵胡捣乱捅，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和悲凉：假如让我一辈子都干这种事，还不如趁早死了好。
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心中那个惨然，不说也罢。不知怎么，我忽然就想到了父亲——他那么冷静地在便通庵悬梁自尽，也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吧。
有一天，我在燕塘边遇见了正在码头上淘米的春琴。她见我一个人在河边发傻，就伸手勾了一下我的鼻子，笑道：“你还真要跟你叔叔学配种啊？要是干上了这一行，长大了连老婆都娶不到。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听她这么一说，我当时真的恨不得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完事。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礼平在宝明家当学徒不到一年，就闹出了一桩让人难以启齿的丑事来。
我曾亲耳听见宝明对叔叔这样说（他在大队部门前拦下我们，满脸怒气）：“要不是看在你老哥已经瘸掉一条腿的分上，我非得把那杂种的一条腿打折了不可！”他既然如此说，表明这件事的严重性显然非同小可。可到了同彬的口中，这事就变成了：“礼平那小子，把丽华按在灶堂里，霸王硬上弓。丽华人事不省，被人送到医院，缝了十七针。”
真不知道“缝了十七针”这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从何而来。我所了解的事实是：趁着家里没人，礼平强行搂着宝明家的大闺女丽华亲嘴，把人家的嘴唇给咬破了。后来，伤口结了痂，留下一条细细的疤痕（猛一看，还真看不出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礼平的木匠生涯戛然而止，被人家轰了出来，只得兔回旧窝。婶子当即决定，干脆让他取代我的位置，子承父业，独当一面。
至于说我的前途，婶子以“车到山前必有路”一语加以宽慰。她殷切地勉励我说：“你就好自为之吧。社会主义饿不死人。我劝你横下一条心，到革命的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那些日子，春琴每次见到我，都要说上一箩筐婶子的坏话。什么无情无义啦，什么自私自利啦，什么小人之心啦，唠叨个没完。我被婶子遗弃这一事实，促使春琴坚定了将我纳入她羽翼之下加以保护的决心。她说服小武松潘乾贵，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交给我来饲养，每年额外给我计上八百个工分，来报复婶子对我的刻薄寡恩。春琴所不知道的是，我对婶子默默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她的一个小小决定，就立刻使我从无边的苦海中超拔出来，重获名誉和自由，我当然求之不得。至于说她性格中的那一点冷漠、吝啬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好比说，一个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君王，一纸圣谕，就慷慨地免除了你的凌迟之罪，他的眼睛有点斜，鼻子有点歪，又关我什么事呢？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果然存在着所谓的幸福，那它一定就存在于某个看不见婶子的地方。换句话说，婶子和幸福不能同时待在一块儿。所以，在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早晨，当我睡眼惺忪地赶到叔叔家，打算跟他去野田里配种，却被突然告知“以后你就别去了”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如释重负的狂喜。